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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将军同僚一场，情甚相得。无以赠别，权以这些东西充数，不成敬意！”
钦义大喜之余，更觉得德裕全无趋炎附贵之态，是个可交之人。
不料杨钦义走到汴州，又接到诏令，命他仍回淮南任监军。钦义空欢喜一场，只得再回扬州。他想想自己既然不能入京，也不应该白拿德裕的礼物，便把德裕所赠，原样送还。
德裕一见，笑道：“将军把德裕看成什么人了！这些东西值不了什么，平常礼物而已，将军又何必相拒？”
钦义很受感动。
但德裕与王守澄、郑注乃至李训却是势同水火。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像宗闵、僧孺一样容忍他们的擅权专政。矛盾爆发过好几次，最厉害的就是他第一次入相后的那两年，因而郑注、李训便通过王守澄调回李宗闵，借宗闵之力将他弄出京外。在那个时候，王守澄无疑是宦官中最得势的一方，操纵权全在他的手里。谁进谁退，全在他唾手之间，所以李训、郑注才有可能乘机借刀杀人。
说起来，宗冈、僧孺与德裕闹得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一次，最后两边一起被贬出朝外更是绝无仅有的。这完全与宫中宦官派系的势力消长互相对应。不过，他们却因祸得福，在“甘露之变”时正好都不在长安，由此而保住了性命。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6）
开成时期，天子已完全成为傀儡，仇士良是惟一说了算的人。起初，朝中先后任宰相的是德裕一边的李石、郑覃、陈夷行、李固言，四人与仇士良进行了对抗，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安在巨变后总算恢复了正常。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宰相李石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不明身份盗贼的袭击，幸亏他跑得快，强盗只是砍断了马尾。没有伤到他的要害。出事后京城大恐，捕盗数日而不获。最后传出消息，这是仇士良派人干的事，整个朝廷霎时缄默。
李石晓得仇士良不会放过自己，没奈何，只得请求辞职。十九日，李石带衔出任荆南节度使，宗闵的同党杨嗣复、李珏入相。杨、李正月执政，二月，就秘密地托了几位宦官，请他们在宫里帮一些忙。于是皇上在初七这一天的紫辰殿召对宰相时，郑重地提起了一件事。
天子对宰相们道：“李宗闵在外面也有好几年了，可否考虑量移？”宗闵此时被贬为衡州司马。
郑覃不同意：“陛下若是怜其身处荒远之地，移近三五百里就可以了。断不可再用此奸邪之人。陛下若用宗闵，臣请先退！”
陈夷行也道：“宗闵结党图私，死罪尚轻。朋党奸险能倾覆朝廷，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当年的李逢吉和手下的什么‘八关十六子’就是证明。”
李珏反驳：“那是李逢吉之罪，与宗闵何干？”
陈夷行转向皇上：“昔舜帝逐四凶而天下治，如今朝廷求理，何必可惜数十个小人？！”
杨嗣复暗有所指：“大和末宗闵、德裕皆得罪，两年之间德裕量移为淮南节度使，而宗闵尚在贬所。凡事不能只徇私情，总要端平一碗水吧？！”
文宗想要折中，便道“这样吧，给他个州刺史”。
郑覃不让：“刺史太优，顶多授个洪州司马。”
陈夷行加重语气，又提出一个理由道：“李宗闵养成郑注，为患几覆朝廷，这个巨祸还不轻？！”
杨嗣复不愧是老奸巨滑：“早先，陛下想授郑注官职，宗闵曾反对过，陛下想是记得这事的。”他想借皇上来反击陈夷行的话。
郑覃立即道：“陛下，嗣复这是党庇宗闵！臣看宗闵这个人，其奸邪甚于李林甫。”李林甫是玄宗时的宰相，在他手上直接造成了“安史之变”的空前浩劫，是公认的奸人。郑覃拿他来和宗闵相提并论，话说得是很不客气的。”
“郑覃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杨嗣复不能容许郑覃说他和宗闵同党，马上找理由反驳：“陛下惩恶扬善，进退之理在于一个‘均’字，非臣所能党护得了的。昨日殷侑与韩益二人奏事，臣因为韩益前年曾犯过贪赃之事，所以未允，他郑覃还对臣说什么‘过去之事何必再提’之类，如此看来，是谁在党庇？！”
双方各执一辞，争得不可开交。但最终宗闵还是得到了量移，起为杭州刺史。这无疑是宦官的力量最后起了作用。过了一年，郑覃、陈夷行也被罢相，杨、李得以主持朝务，宗闵、僧孺遂一步步得到提升，大有东山再起的势头。可就在这时，杨嗣复、李珏却犯了错误。
他们站错了立场。文宗去世后，两人竟与枢密使一起要立太子陈王，而仇士良却要立武宗，最后是仇士良获得了胜利。武宗成为天子，怎么还有他们的好果子吃？
不用多说，这下子东山再起的一定是李德裕了。不过，他这一次命运的转机仍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五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驾崩，武宗即位。
五月，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八月，葬故皇帝于章陵，庙号“文宗”，同时，宰相李珏罢为太常卿；京兆尹尹敬昕被贬为郴州司马。
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后，新帝征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八月底。德裕就来到了京师，九月初一，正式入相。
德裕入谢之日，就向新帝呈上了清明政治的几点建议。这一进言代表了德裕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主政方略。
德裕在“甘露之变”后虽然身处朝廷中枢之外，但他与居于洛阳优游林下，“无复进取之志”的牛僧孺不同，在淮南的几年并没有白过。他在大行善政的同时，也不忘对文宗大和、开成以来的种种现实进行反思，就朝廷相延数十年的派系分歧、朋党猖獗以及“令不出中央”的弊端苦思根除的良法，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甫入宰辅，便能立即向皇帝进言。
在德裕看来，这“为政之要”有三端，首先是必须“辨群臣之邪正”，这显然是针对大和时期李宗闵之流结朋党纷争于朝而发的。德裕把自己独出于“朋党”之外，不论有无自我标榜的嫌疑，可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朝廷派系，固有正邪之分，也必有君子、小人之别，之所以纷争不歇，人主不能正确区分而摇摆不定是主要原因。故德裕坚持要辨明群臣之邪与正，并非完全是从洗刷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是充分考虑到使国家“治理”的需要而言的。德裕比裴度更进一步的是，他在这一点上还强调指出，正人君子如松柏“独立而无所倚靠”，而小人则如藤蔓“必附它木”，从而给出了区分的标准。
这一标尺颇耐人寻味。君子独立没有疑义，而所谓小人“必附它木”之“它木”指的是什么？明眼人是无庸解释的，只要想想李宗闵，特别是李训、郑注之流缘何而进高位，就一目了然。德裕在此没有明指宦官，但含义却很清楚。
第二端是“朝政应归中书”，就是说政治权威应该重新回到朝廷行政部门，而不是“政出它门”。德裕于此同样没有把“南衙”、“北司”的现实状况点透，可这一点承上面而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政治的要害，分量是够重的了。
德裕提出的第三端属于具体的运作范畴，他认为宰相在位时间绝不应过长，过长则必导致专权而生祸端。这一全无私利的政治方针，也是德裕纯从王政的考虑出发的真实写照。
新帝无不嘉纳。
从这时开始，德裕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
第二年，新帝改元“会昌”，是为会昌元年（公元841年）。
新年的局势却很不好。在边境方面，河、湟数州仍在吐蕃的控制下。而北面的回鹘，又出了变故。
原来，在回鹘的西北，有一个叫“黠戛斯”的部落，本朝初期为回鹘所败，此后与中国不通。后来该部落势力逐渐强大，与回鹘交兵近二十年，回鹘慢慢不支，到了本年，终于被黠戛斯击溃，各部纷纷逃散，一支往吐蕃，一支往西北的安西镇（这是本朝全盛时所设的边镇），还有一支由回鹘可汗之弟嗢没斯率领，径往天德军所在地天德城而来，请求“内附”。外敌衰弱，正给了边将邀功的机会，有消息说，天德军节度使田牟等有攻击回鹘散兵的意图，正在积极准备，不日奏报也肯定会到。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用兵，朝廷又面临着抉择。
在中央方面，情形也不太妙，问题出在天子。
新帝登基以来十分气愤朝野竟有不少人对他入继大统颇有微辞，即位的当天就把一位公开表示不满的朝官谏议大夫裴夷直贬出了朝廷。接着，又将不支持自己登位的两位宰相杨嗣复、李珏，两位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请出京城。在仇士良在鼓动下，三月十九日，出诏赐刘、薛二人死，并派中使立赴潭、桂两州，要诛杀分任湖南、桂管观察使的杨嗣复和李珏。不管天子是否有理由这样做，杨、李二人毕竟做过宰相，事情弄到要杀他们的地步，这就过分了。
户部尚书杜悰听到消息非常着急。这位杜悰是当年杜佑的后代，也是宪宗的驸马，因为李珏的一力保荐做到现在的职位。此际，他没有忘记报答李珏的知遇之恩，立即快马去见德裕，请他出面劝说年少冲动的新帝。
德裕虽对杨、李二人不抱好感，但朝廷大臣不容轻杀，这是原则问题，与私人恩怨是牵不上的，德裕立即会同同相的陈夷行、崔珙以及崔郸上疏。陈夷行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德裕一样，始终不以私嫌为意，一心一意地为援救杨、李出力，照理他与那二位的矛盾是最深的了。德裕诸人连上数章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