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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在恐怖之下，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夜夜做噩梦，看见父兄被杀时惨烈的情景。刘总悸惕不已，遂于官署后置道场，令数百和尚昼夜作法请父兄恕罪。这样度过了不少个忧惧不安的日子后，刘总感到无法忍受了，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遁入空门来彻底解脱。临行前上表求归，朝野闻之颇为感慨，穆宗赐法号“大觉”。或许“大觉”后必证涅槃，刘总离开幽州还未走出多远就暴卒而亡。
朝廷派前相张弘靖人幽州主事。弘靖虽不是个无行之辈，但却不会办事，安抚工作尤其没有做好，给不满于归顺朝廷的人找到了借口，相率谋反。本年的七月十日，幽州旧兵们鼓噪而起，把弘靖囚禁了起来，并杀掉了他的随官。这件事情本来还闹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个早有异心的人利用了这次事变，此人就是当年朱滔的曾孙朱克融。第二天，朱克融在哗变军士的拥戴下，宣称“权知军务”。
八天后．田弘正也被不满于受他节制的成德军士所杀，领头者是成德镇都知兵马使王庭凑。这个胡人的后代暴悍凶险，共杀了田弘正及其手下将领、家属三百余人，自称留后，逼着监军宋惟澄奏求节度之职，成德镇终于再叛。
八月三十日，宋惟澄把消息报告到长安，震撼了朝野。
谁都没有思想准备。
去年在任的宰相萧俛当初就是反战派之一，他一向认为不宜穷兵黩武，在河北初平后，更是屡劝穆宗就此息兵。为此，萧俛给皇上献了一条“消兵”的秘策，这条计策建议朝廷容许各军镇每年有百分之八的军士逃亡，从而渐渐地削减天下兵员之数。致乱之由，实因地方兵多将广，既不足以平叛，又徒耗民力，因此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却根本来不及实施。河北的根基尚存，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继幽州、成德之后，魏博的田布也没能压住阵脚，在士兵的压力下无可奈何，不得已自杀身亡。朝廷没法，只能以带头煽动的将领史宪诚为帅。魏博一乱，形势就不妙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变故不绝。
新帝是个典型的享受派，好击毬，喜狎俳优、观杂戏，尤沉溺于畋游。享受天子的乐趣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可没有像他祖父、父亲那样的雄心大志，自然也就管不了这许多。
幽州之乱，朝廷命刘悟出征，但被他推辞。李愬尽管壮心未已，准备出战，但不幸得病谢世。于是裴度立即又被任命为征讨河朔的主帅，领李光颜、乌重胤等名将再度出击。但是，十万之众，在近半年的战事中却一直没有取得效果。次年二月，朝廷不得不给王庭凑昭雪，并授为节度使。宪宗勘定藩镇的所有成就从此化为泡影，短暂的“中兴”也宣告结束。
理固其然。在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朝廷与藩镇最终落得了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谁也不能把对方一举吃掉，寻求一种根本妥协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天平的两头一旦开始均衡，冲突就不再显得那样激烈，如同阴阳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都不成为对立面了。不过，令人焦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朝廷这一方是慢慢地衰落着，而藩镇却是一天天强盛起来，总有一天这种平衡会被彻底打破，那就将是毁灭性的。
但这不是现在的事，当前的问题是帝国的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并足以让这些自霸一方的藩镇退到次要的位置上去。实际上，从宪宗之死开始，就已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宦官得以走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九世纪的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风云再起。
宦，仆隶也。“宦官”，原就是指宫内侍奉之官，起初并不都是阉者，后汉时宦官开始全部用刑余之人，不复杂间它士，后世遂以“宦官”称宫中为皇帝仆役之阉人。士人蔑视之，亦或称“宦寺”、“宦竖”、“阉宦”。
说起来，一切原委还肇始于有一位万人之上的天子存在。人之初，性本善，但若是生为人主，天赋权威，则后天之习必与常人迥异，以天下为娱乐之具而遂一己之好，也就成为他们的本性了。后世君主固不待言，即使先圣先王，亦从无例外。
于是崇宫室，于是广嬖幸，御柳宫墙之内，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历代相因，竟成定式，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后宫既广，则需要有人为天子管理守卫，所以阉人应运而生。阉割称为“宫刑”，残暴酷烈，莫此为甚。但不如此，则不能保证天子的私有财产不被沾染。阉者刑余之后，人道已失，守之后宫，断无可忧，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
无数不幸的人们就这样成为天子的家奴，他们既为人主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遂有慷慨偏激之举。从后汉时期起，就有宦官们干预朝政、擅权自利的记载。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天子和朝臣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被压迫者的奋发的。
本朝虽也不能幸免，但在立国之初，情形倒还不错。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掌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给事十人，此外还有内谒者、内寺伯、寺人等名目，皆为清一色宦官担任。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太宗皇帝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有几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结果反应不好，太宗就非常生气。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对此发表了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诏自此以后，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这可谓是最好的防范措施，但同限制官品一样，后来也没能坚持，以致最终形成了宦官不仅有高官厚禄，而且不断充当各种专使、通过使职擅政的恶劣局面。若要就事论事地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太宗以后的两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实在是出于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内轻的态势下，为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时势使然，不能求全责备。但德宗却难逃其咎。
就以此事来说，以宦官监军分领军权，固可以使将兵叛变之事多些阻碍，但打不了胜仗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对于久经战乱的帝国来说，是不能不思变革的。况且宦官跋扈娇纵，有时甚至还激起兵变，已经成为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肃、代两帝以来，议者论之不绝，废停此制已成共识，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里对此也是清楚得很。
顺宗时倒王（叔文）主将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时就曾出任义成军监军。此公仗恃圣眷，欲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南仲不从，两人翻脸。盈珍便屡向德宗密报对方的种种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对南仲发生怀疑。不久盈珍尚不满意，又派一员小吏程务盈从驿道赶往长安诬奏。巧得是，南仲手下的一位牙将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干，得知个消息后昼夜兼行，追上了程务盈。
驿馆中，文洽假装与他亲热，乘机将其灌醉后杀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丢在了茅厕中。自己又同时写了一封上表给皇上，一封信给姚南仲，然后自杀。
这是其时监军、节度使之间闹得还算小的一件事。事发后，姚、薛二人都被召来长安。
德宗问姚南仲：“薛盈珍干扰你了吗？”
南仲答得好：“盈珍没干扰臣，但乱了陛下的法。且天下如盈珍之流者，何可胜数！臣等又如何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
说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他的方针。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潜伏的危机，在他“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实固执地坚持着一条原则，在他看来，宦官尽管有着多少不是，但却不会反对自己，因为皇帝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比起那些朝官来，他们更可靠、更易于驱使。德宗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与自己二位一体的宦官。德宗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把灾难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排挤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独掌军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设立左右护军中尉，并以宦官担任。
鸟瞰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当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沟中才得以逃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