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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后挨了一枪。
接着，枪声四起。全是自动武器。枪口吐出的火舌像闪电似的照得大街通明。枪声在街两侧的公寓楼间回响着。玻璃被打碎的声音。我听见四周有人在高声喊叫。更密集的枪声。我听见汽车马达的发动声，然后汽车隆隆地沿着大街从我身边开了过去。不一会儿，响起了警车的警报器声，还有汽车轮胎刺耳的嘎吱声。探照灯光向四周照个不停。我依然卧躺在草坪上。我觉着自己在那儿像是躺了有个把小时。接着我意识到人们是在用英语喊叫着。
最后过来一个人，蹲在我身边，说：“别动，中尉。让我先看看。”我听出是康纳的声音。他用手摸了摸我的后背，然后说：“你能翻过身来吗，中尉？”
我翻过身。
康纳站在探照灯那刺眼的强光里，低头看着我。“子弹没打穿，”他说，“不过，明天你的背会酸痛得要命的。”
他扶我站了起来。
我回过头去想看看躲在背后向我开枪的人，可竟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只有一些弹壳，散落在前门附近的绿草里闪着暗黄色的光。
54
标题是《西城区发生越南团伙暴力事件》。报道说，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官员彼得·史密斯是一起恶性仇杀的目标。这起仇杀的组织者是一帮来自奥伦治县的名为男性同性恋杀手的匪徒。增援警力赶到现场前，史密斯中尉挨了两枪。没有歹徒被活擒，但有两名匪徒在枪战中被击毙。
我泡在浴缸里浸泡酸痛的后背，一边看着报纸。我的脊椎两侧有两大块骇人的青肿，呼吸时痛得要命。
我已经把米歇尔送到圣迭戈我母亲家里度周末，等到事情处理结束再接她回来。伊莱恩昨天深夜开车送她去那儿的。
我继续看报。
据报道，杀害一名两岁黑人儿童罗德尼·豪沃特的凶手也是这帮歹徒。一个星期前，罗德尼正在他英格尔伍德家的前院骑三轮车玩耍，那帮匪徒跑上去，对准罗德尼的头开了一枪。谣传说那起事件是歹徒们行暴的开始。那起事件的后果相当恶劣，引起了众愤。人们怀疑洛杉矶警察局是否有能力处理加州南部地区的匪徒暴力事件。
我的门外又来了许多记者，但我不想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说话。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可我却让录音去帮我回答打来的电话。我坐在浴缸里，思忖着该怎么办。
上午9点左右，我给《时报》的肯·舒比克挂了电话。
“我一直在想你什么时候会上班，”他说，“你一定很兴奋。”
“为什么？”
“因为没死掉，”肯说道，“这些家伙可是心狠手辣的呀。”
“你是说昨晚的那几个越南家伙？”我说，“可是他们讲的是日语。”
“不可能。”
“千真万确，肯。”
“我们的报道不准确？”
“不准确。”
“这就证实了那事儿。”他说。
“证实什么事儿？”
“证实了韦塞尔那件事。韦塞尔如今可是名声大臭，甚至有传言说要解雇他。没人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但这儿终究出了事儿。”他说，“编委会高层突然有人对日本像是着了魔似的感兴趣。不管怎么说，我们正对在美的日本公司做系列调查。”
“哦，是吗？”
“当然，这种事儿你在今天的报纸上是永远也看不到。你看了商业版没有？”
“没有，干吗？”
“达利—希金斯宣布将微电脑公司出售给了赤井陶瓷公司。在商业版第四页。一条简要新闻。”
“就这些？”
“只值那么多，我猜想。只不过是又一家美国公司卖给日本人罢了。我计算了一下，自1987年以来，被日本购进的美国高技术和电子公司已达180家。所以，这已算不上是什么新闻了。”
“但你不是说报纸要做调查吗？”
“只是说说而已。谈何容易呀，因为一切令人不快的指数都下降了。对日贸易差额也在下降。当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有所改观，因为他们现在不再把那么多汽车倾销给我们了。他们在这儿制造汽车。他们将生产包给四小龙。这样一来，出现赤字的是四小龙，而不是日本。他们增加了桔子和木材的购买量，以此粉饰事态。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将我们看做是不发达国家。他们进口我们的原材料。可他们不购买我们的制成品。他们说我们生产的东西他们用不上。”
“也许是这样，肯。”
“让公众来评判吧。”他叹了口气。“可我不知道公众是否会操这份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事甚至涉及税收。”
我有点不解。“税收？”
“我们正在对税收做系列调查。政府最终发现日本公司在这儿做的生意不少，可他们在美国交的税却很少。有些公司竟连税也不交。真是荒唐。他们抬高其在美国的各家装配厂从日本本土引进的机器零件的价格，以此来控制自己所得的利润。这自然令人难以容忍。但美国政府在处罚日本方面行动始终十分缓慢。日本人每年在华盛顿花费5亿美元，目的就是要大家对这种事缄口不言。”
“但你们不是要搞税收报道吗？”
“不错。我们正在调查中本公司。我的内线不停地给我提供消息说，中本公司打算制订一套垄断价格的对策。价格垄断是日本公司做生意的代名词。我打出了一份涉嫌诉讼案的公司名单，1991年，任天堂垄断了电子游戏机价格，三菱公司垄断了电视价格。1989年垄断的公司有松下公司。1987年是美能达公司。可你知道这些只是露在表面的部分。”
“你要把这些报道出来，真太好了。”我说道。
他咳了一声。“你想发表消息？证实那几个越南人说的是日语？”
“不。”我答道。
“我们一块儿干。”他说。
“我想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我说。
我和康纳在卡尔弗城的一家寿司酒吧吃午饭。我们刚停下车，有人在窗户上竖起了一块“打烊”的牌子。可他看见康纳后，又换上了“营业”的牌子。
“这儿的人认识我。”康纳说。
“你是说他们喜欢你？”
“这很难说。”
“他们想做你的生意？”
“不，”康纳说，“也许他宁愿关门。让手下人侍候个外国人，而不让手下的人下班，对他来说，可不划算。不过，我常来。他珍惜这种关系。这跟生意或喜爱没什么关系。”
我们钻出汽车。
“美国人不理解，”康纳说道，“因为日本的制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是这样，不过，我想他们正在开始理解。”我说道。我将肯·舒比克报道垄断价格一事告诉了他。
康纳叹了口气。“如果说日本人不诚实，这可就没道理了。他们不是不诚实——而是他们的原则跟我们不同。美国人只是没有理解。”
“说得不错，”我说，“但垄断价格可是非法的。”
“在美国，”他说道，“是这样，但在日本却是正当手段。记住，后辈：具有本质的不问。串通达成的决议是成功的依据。野村证券公司的丑闻就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对勾结很是恼怒，而没有把它看成是不同的生意经。这便是关键所在。”
我们走进寿司酒吧。随时有人鞠躬问候。康纳用日语跟他们打着招呼，而后我们坐了下来。我们没有点菜。
“我们不点菜吗？”
“不用，”慷纳说，“要不他们会生气的。他会替我们点我们爱吃的东西。”
我们在座位上坐着，他端上了菜。我看着他把鱼替我们剖开。
电话铃响了。寿司酒吧另一端有一个人在说：“康纳君，有人请您赶快去一下。”
“谢谢。”康纳说着，点了点头。他转身对着我，将自己的座椅推离柜台。“我想我们什么也吃不成了，我们该去下一个约会地点了。你带著录像带没有？”
“带了。”
“好。”
“我们去哪儿？”
“去见你的朋友，”他说，“朝熊小姐。”
55
我们驱车沿着圣莫尼卡布满凹坑的高速公路颠簸着朝市中心驶去。午后的天空阴沉沉的，看样子像是要下雨。我的后背开始作痛。康纳望着车窗外面，独自哼着小调。
由于事情的急剧发展，我把特里萨前天晚上打来电话的事给忘了。她曾说她正在看录像带的最后一段，觉得里边有问题。
“你跟她谈过没有？”
“特里萨？只是简单说了几句。我给了她一些忠告。”
“昨天晚上，她说录像带上有问题。”
“哦？她没跟我说起这个。”
我感到他没有对我说实情。但我感到后背阵阵抽痛，没心思再去逼他。我时常认为康纳自己已变成了日本人。他具有日本人的那种矜持、缄默。
我说：“你从未跟我说过你为什么离开日本。”
“哦，那个。”他叹了口气。“我在一个公司谋到一个差事，任安全顾问，可并不顺利。”
“为什么？”
“唉，那差事倒还可以，挺不错的。”
“那究竟为什么？”
他摇了摇头。“大多数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一旦离开日本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好多方面，日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勤劳、聪敏，又富有幽默感。他们具有真正的群体意识。同时，他们也是地球上极端的种族主义民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指控别人是种族主义分子。他们怀有极深的歧视心理，而且认为别人也都必然如此。在日本生活了没多长时间，我周围的一些事就使我感到厌倦。晚上，当日本女人看到我朝她们走去，她们便走到街的另一侧；当我坐地铁时，常常发现最后两只空座位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