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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带她去做一次检查，彼得。”
“干吗？”
“就是去做一次检查。”
“我听得见，”我说道，“可是……”
“做检查的大夫叫罗伯特·斯特劳斯。他们对我说，他是一位专家。我一直在向办公室里的人打听，哪一位大夫最好。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彼得，不过我希望你知道，我很担忧，尤其考虑到你的历史。”
“劳伦，你在说些什么？”
“我在说虐待儿童，”她回答道，“我在说性骚扰。”
“什么？”
“这个问题你是回避不了的。你知道，你过去曾被指控性骚扰。”
我感到心口阵阵痉挛，想要呕吐。一旦关系恶化，双方总会留下一些怨恨、不满和气愤的痕迹——还有许多你所了解的对方的隐秘。你可以用它们来攻击对方，要是你打算这样做的话。劳伦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劳伦，你知道虐待儿童的指控是凭空捏造的，你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结的婚。”
“我只知道你告诉我的一切。”这时她的嗓音显得十分冷淡，带着说教的口吻，还有一些讽刺挖苦的腔调。她的检察官的嗓音。
“劳伦，看在老大的分上，这是荒唐可笑的。发生什么事情啦？”
“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可笑。作为母亲，我有责任。”
“好吧，见鬼，你从来也没有为自己做母亲的职责而操心过。可现在……”
“不错，我的职业对人要求苛刻，”她用冰冷的语气说道，“不过在我心目中，女儿从来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我过去的行为以某种方式造成了今天这种不愉快的局面，那么我感到深深的、深深的遗憾。”我感到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是在背台词，在试着使用这些词句，看看它们在法官面前的效果如何。“很清楚，彼得，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情况，米歇尔就不能继续跟你住在一起，甚至不能再见你。”
我感到胸口一阵疼痛，心痛如绞。
“你在胡说些什么？谁告诉你有虐待儿童的事？”
“彼得，我认为，我目前就此发表意见是不合时宜的。”
“是不是威廉？谁给你打的电话，劳伦？”
“彼得，了解谁打电话毫无意义。我正式通知你，我下午4点来接米歇尔。我希望她今天下午4点做好跟我走的准备。”
“劳伦……”
“我让我的秘书威尔逊小姐守着电话，并且把我们刚才的谈话做了速记。我正式通知你，我要来接女儿，带她去做健康检查。你对我的决定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
“那么，4点钟，谢谢你的合作。请允许我再加上一点个人的看法，彼得，事情到这种地步，我真的感到遗憾。”
她挂断了电话。
我在当警探时，曾处理过性骚扰的案子。我很清楚这类案子是怎么处理的。事实上，你通常无法从体格检查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检查的结果总是模棱两可。如果一名心理医生用一大堆问题来问一个孩子，这孩子最后总是顺着他的思路，编造回答来取悦于他。常规程序要求心理医生把谈话录像，证明提问过程中没有诱供现象。可是，最后到法官面前，情况几乎总是不甚了了。因此法官在判决时必须十分慎重。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可能，就要让孩子离开那位受指控的父亲或母亲。或者，至少是不让他或她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看望孩子。也不能和孩子一起过夜。或者，甚至不让……
“够啦，”康纳坐在我的身旁说道，“回去吧。”
“很抱歉，”我说道，“可是真烦人。”
“我相信。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没有告诉我？”
“哪方面？”
“关于性骚扰的指控。”
“没有，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后辈，”他轻轻地说道，“要是你不告诉我，我就没法帮助你。”
“这和性骚扰毫无关系，”我说道，“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是关于钱的事。”
康纳一声不吭。他望着我，等着下文。
“啊，见鬼。”我说道。
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人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候，你以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有把握，实际上你却什么也不明白。以后，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明智。你身不由己，完全失去理智。可是，在那时候，你还以为事事称心如意呢。
当时的情况是我坠入了爱河。劳伦是那种有教养的姑娘，身材苗条，举止优雅，态度矜持。她比我年轻，十分美丽。
我心里一直很明白，我们之间很难相处得好，但我还是想方设法保持我们的关系。我们结了婚，开始在一起生活。然而，她渐渐产生不满情绪，对我的公寓，对公寓的地段，还有对我们的收入都不满意。为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她开始闹别扭，可这是与事无补的。她在车里发脾气，在床边发脾气，到处发泄。她变得那么可怜，那么痛苦，因此，我便尽量讨好她，去搞她要的东西，带礼物回家，为她做饭，承担一些家务。这种事我原先素来不干的，但是我当时沉溺在爱情之中嘛。我养成了讨好她的习惯，千方百计想让她高兴。
我身上经常感到有压力，需要更多的这个，更多的那个，更多的钱。更多，更多。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她的健康保险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支付，并不包括怀孕分娩所需费用，我的也是如此。我们结婚后，无法及时筹集生孩子所需的费用。当时需要8000美金，我们得拿出这笔钱来，但我们俩都没有那么多钱。劳伦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医生，可是她不愿向他张口要钱，主要因为他起先不同意劳伦嫁给我。我的家庭毫无积蓄。就是这样，一个子儿也没有。她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我在警察局工作。我们得拿出8000美金来。这件事像幽灵般地缠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变得不言自明了，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那就是这件事该我来办。
8月的一个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他们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只眼睛被打青，他们的孩子在隔壁房间里哇哇直叫。但是我们很快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我们见两人都伤得不重，因此便准备离开。当那妻子知道我们要走时，开始高声叫喊，说她丈夫欺负她的女儿，在肉体上虐待女儿。丈夫一听，顿时火了起来。我认为她是在胡说八道，是想以此给她的丈夫找麻烦。但是妻子坚持要我们检查她的女儿，于是，我就进了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大约9个月大，脸哭得通红。我拉开盖被来检查她身上的伤痕，这时我发现一块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盖被下面。
情况就是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证明，可是并没什么可以证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无效，这事就这样会没完没了。他只要找个稍微像样些的律师，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毫无问题。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伙叫了进去。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进嘴里一嚼，就没命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个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现在就我和他两人在孩子的房间里。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里，和我的搭档呆在一起。突然那家伙掏出一只有两厘米厚的信封。他撕开信封，我看见里面全是100美元一张的钞票。一大叠100美元的钞票。他说道：“感谢你的帮助，警官。”
信封里足足有1万美元，也许更多，我可说不准。那家伙递过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在孩子的床上放大麻之类的东西很危险的话。那家伙立即把那包东西拿起来，放在地板上，一脚踢到床底下。然后他说道：“你说得不错。谢谢你，警官。我可不愿意女儿发生什么意外。”他递过了信封。
就是这样。
一切都乱了套。他妻子在外边对我的搭档大吵大嚷，孩子在这儿对我们大声啼哭。那家伙举着那信封，笑着，点着头，就像在说，没事儿，收下吧，这是你的。而我想……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道，后来我们进了起居室。我说孩子没什么问题，这下那女人开始醉醺醺地对着我吼叫，说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现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说我和她丈夫合谋，说我们都是儿童虐待狂。我的搭档认为她是喝醉了说胡话，于是我们就走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搭档说：“你在那房间里呆的时间可不短。”我回答说：“我得检查孩子嘛。”就这样。只是她第二天来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她还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里是有前科的，但尽管如此，这个指控够严重的。后来进行了预审，但因缺乏根据而被否决了。
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些钱怎么交待的呢？”康纳问道。
“我到拉斯维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笔。那年我为1。3万美元非工资收入支付了税金。”
“谁的主意？”
“劳伦的主意。她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切她都知道？”
“当然啰。”
“那么警察局的调查呢？预审团有没有提出报告？”
“我想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是听了一下口头陈述，便不予受理。也许在档案里做了记录，但没有写报告。”
“好吧，”康纳说道，“把其余的一切也告诉我。”
于是，我又对他讲了肯·舒比克，讲了《洛杉矶时报》，还有韦塞尔。康纳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