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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和古柏也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出发前，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为林伯渠饯行，对酒畅饮，彻夜长谈。分手时，何叔衡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赠给即将远行的战友。林伯渠怀着“共同事业尚艰辛”的沉重心情，写下惜别诗《别梅坑》：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在于都河边，叶剑英和由于同毛泽 东关系密切而被留下的刘伯坚慷慨话别，壮怀激烈。事过多年后，叶剑英以古代荆轲赴秦前，好友高渐离到易水边击筑送行的情景来比喻这次离别：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更为留下的人担心不无道理。
留下的中共优秀党员许多都在主力红军转移不久，相继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死得都十分英勇，十分悲壮。
杰出的文学家、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落入敌手后，临刑前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边走边高唱《国际歌》。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的何叔衡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一种说法是“宁可跳崖，不愿被俘”，最后被敌人打伤后枪杀；一种说法是他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举枪自杀。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被敌人抓住游街，临刑前写下“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壮丽诗句，然后英勇就义。
留下的人中牺牲的还有许多许多……
假如他们当时随主力红军转移，或许不会死于敌手。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第一章 走入低谷毛泽东侥幸踏上征程
被剥夺了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当然也无权参与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但是凭着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形势分析，毛泽东已预感到战略转移在所难免了。
一天，聂荣臻同林彪去看望已回到瑞金的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呀？”
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
毛泽东问：“什么任务？”
聂荣臻答道：“要转移。”
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说完，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
林、聂见此情形，也就不再议论转移的问题。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遵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非常关心战略转移的问题，尤其是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但组织上没说，他也就不随便打听。后来周恩来将部队准备转移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他立刻转到为这个不愿意接受的沉痛现实做准备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非常关心人员的去留问题，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但对战友的生死去留仍挂怀于心，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过建议。博古等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王稼祥参加长征，对党的集体领导是一个很大的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等一大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为他们留下后的生死而担忧。事实上，毛泽东连自己的去留也把握不了。伍修权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毛泽东列入参加转移的名单，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
看来，毛泽东参加长征也是很侥幸的。如果毛泽东没能参加长征，那中国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
伍修权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因为长征出发前却把毛泽东派往于都进行无关大局的调查，这种做法令人难以理解。所以伍说，“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1934年的10月以前，这里一直是一派安宁自足的景象：风和日丽，庄稼丰收已成定局，地里留下的只是晚稻、荞麦和红薯。农民居住的青瓦屋顶上晾晒着的豆秸和其他东西，参差不齐地从屋檐上搭拉下来。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在院角堆放着。农民们放心地知道他们打下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的时节。但是，这些天于都却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大批粮食，而且不断招募新兵扩充队伍。这说明，从那时起，红军就在为突围转移做准备了。
9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
毛泽东一到于都便不辞辛劳，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检查赣南省各级政府的工作，召开各种会议，请工人、农民、赤卫队员和区、乡、村干部来座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毛泽东还注意了解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的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依据。后来，中央红军正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设了五座浮桥，顺利地渡过于都河。
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突然患了恶性疟疾，第二天高烧到41℃。他嘴唇干裂，两眼深陷，消瘦的脸颊通红通红。卫生员钟福昌给他又吃奎宁片又打奎宁针，用冷毛巾敷额头，他依然高烧不退。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和警卫员吴吉清急忙打电话向瑞金梅坑中央政府汇报。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连夜骑马赶往于都，亲自对毛泽东进行仔细的检查和精心的治疗；毛泽东的病这才好转，到第八天体温下降到37℃。但刚刚能起床，毛泽东又开始批阅文件。傅连暲一再劝他多休息几天，但他的回答总是：“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对于张闻天如此关心毛泽东的身体，毛泽东内心是很感激的。其实，毛泽东转变对张闻天的看法是在这之前就开始了。 一个月以前，毛泽东从会昌回来居住在云石山的一所大庙里。这所漂亮的庙离红军总部不到半公里路，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直支持李德的张闻天也住在大庙里的一厢。这一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朝夕相处，彼此间的坚冰日渐消融。张闻天在闲谈中流露出对博古“左”倾军事领导的不满，毛泽东找到了知音。从此，张闻天和毛泽东接近起来。
正是张闻天向毛泽东的这种“靠拢”，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长征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要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建议被采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为以后长征路上毛、张、王三人酝酿改变领导的计划创造了条件。这是后话了。此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挽救反“围剿”失败的危局。当时敌人逐步向苏区中心推进，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夜深了，秋风瑟瑟，毛泽东披上衣服来到桌前，拿起笔又开始给中央领导人博古写信。信中说，红军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毛泽东还在信里写了对行动路线的具体建议。
天亮时分，毛泽东将写好的信仔细封好，表情严肃地向警卫班长胡昌保和警卫员吴吉清交待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10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信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政府，找朱开铨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胡昌保和吴吉清接受任务后即刻启程，他们从于都到瑞金昼夜兼程90多公里路，终于在第二天清晨7点多钟赶到瑞金，把毛泽东这封极其重要的信送到了博古手里。
但博古看了信后反应很冷淡，他与李德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红军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
10月上旬，毛泽东在于都正式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并获知有30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想到贺子珍还不知道允许她同行的消息，以为这一别将难以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