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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运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从《遵义会议决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闻天的报告，一环扣一环，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措辞激烈，逻辑严谨，震惊了会场，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博古、李德“左”倾领导不满的怒气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博古被曾经是同学兼战友的这个反报告震得目瞪口呆。他瘫软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乱成了麻。不过惊异之后他没有忘记详细记录，以便会后思索反省。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语出惊人，毛泽东发射重炮（二）
事隔25年后，即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遵义会议的张闻天时，毛泽东在插话中说：遵义会议他作反报告。
当然，张闻天的反报告体现了“毛、张、王”三人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出思想出观点，张闻天捉刀握笔，形成提纲，王稼祥仔细推敲，补充发挥。他们共同制作这颗“重型炮弹”，掷向“左”倾军事路线的最后堡垒。
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发言以后，会议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索第一天会议的发言内容，为第二天的会议作准备。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一改“后发制人”的习惯，头一个站起来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尖锐、幽默，击中要害，不留情面。他开门见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说：我认为最高“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的论点得到在场多数人的赞许。接着他对上述论点展开分析。可惜，当时没有录音设备，邓小平的记录也丢失在长征路上，博古的笔记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后还是付之一炬。后来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基本反映了他当时发言的观点。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损失。他尖锐地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他认为要使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首先要搞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他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4个特点是：（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2）敌人的强大；（3）红军的弱小；（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根据这些特点来制定我们的战略战术，首先应确信“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同时了解“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由此“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他提出战略退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他批评博古和李德“坚持反对这种步骤”，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形象地比喻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指出，博古、李德等人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和“诱敌深入”，他们自称“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
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批评：“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还对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方法“极端的恶劣”，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同时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从以上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发言深入浅出、富于哲理、寓意深刻，使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很为信服。只有李德不止一次被毛泽东的长篇发言所激怒。当毛泽东讲到十九路军福建事变时，批评李德不懂得利用敌人矛盾，李德气冲冲地站起来，提出应从“国际角度”看问题，为自己辩解。周恩来制止了李德的发言：“李德同志，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解决眼前的问题。”当毛泽东指名批评他瞎指挥时，他又站了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嚷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你，今天，你乘机找我算账！”
张闻天、毛泽东发射的两枚重炮，使火药味充斥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它标志着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潮。
第三章 历史转折王稼祥道出心愿，众将领同声附和（一）
博古作的主报告，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张闻天作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作的定调报告，轰开了与会者心灵的闸门，使大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无不陷入完全对立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之中。会场的气氛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不时迸发出短兵相接的争执和辩驳的火花。争吵声甚至惊动了已入睡的夫人们，她们起身侧耳谛听。
第一个就毛泽东长篇发言进行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躺在周恩来特意为他安排的藤椅里，一只手轻轻捂着腹部的伤口，忍痛大声说道：“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他最后明确表示：“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王稼祥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左”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批判，把李德“轰”下台，把毛泽东推上台，以确保党的战略战术指导的正确性。
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主义营垒中冲杀出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党的领导权问题的第一人，他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
毛泽东没有忘记王稼祥的这一丰功伟绩。1971年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稼祥写了一封揭发林彪的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过信后，对周恩来说：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你嘛，我嘛，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王稼祥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是同学，两人的关系也很不错。在对李立三的批判中，他俩观点一致，与李立三进行了斗争，甚至为此受了处分。但是当他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如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思想认识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深为毛泽东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所折服。在宁都会议上他站在毛泽东这一边，长征路上与毛泽东共议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大计，今天这一重要时刻又投毛泽东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