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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力-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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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是一种美德,同时还是人的一种本性。在孔子看来,正因为人有这种美好的本性,人才不是动物,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这里,孔子从人性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仁的重要性。
  “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人的美德,那么,作为一个人就不要违背“仁”,违背了就会做不仁的恶事坏事。仁之于人,犹如空气和水,谁也离不开,哪怕是一顿饭的工夫也不可离开。当你匆忙的时候不要忘了它,当你在罹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要抛弃它。人活着要不违仁、不弃仁,永远与“仁”同在。
  应该一生追求“仁”,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为了“仁”要肯于牺牲自己,不计较个人得失,见义勇为,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得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宋代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传统美德的体现,首先考虑的是天下国家,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和荣辱。他们把孔子提倡的“爱人”推及到爱整个国家民族和全民众生。
  以政为德
  鲁国有位公卿贵族叫季康子,掌管朝政,治国的重任自然要落在他的肩上。如何治国呢?他去请教有学问的孔子,说:“我想杀掉一些坏人,亲近一些好人,你看怎么样?”孔子不以为然,回答说:“你治国当政,何必一定要大开杀戒呢?最好的办法是为官的人要带头行善做好事,只要你从善,百姓就会跟着学你从善,这就看你往哪条路上引。在位者的高尚道德好比是风,小百姓的道德趋向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里讲了一种治国者的导向作用。
  这番话,道出了孔子的心声,他反对乱杀人的暴政,主张宽大为怀的德政。他说:“为政以德,统治者就像明亮的北极星,安然地在自己的位置上闪闪发光,而周围的群星就护卫着它。”这里,孔子讲得很形象,把君民关系比作北极星与群星的关系,官民和谐,北极星与群星互相辉映。其所以此,就因为统治者实行了德政,对百姓宽厚。宽则得众,孔子为统治者开了治国的良方,实行德政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
  在位的统治者常常感到百姓难治,难管理,难于制伏,生怕他们为非作歹,犯上作乱,因而惴惴不安,提心吊胆。前面提到的季康子也不例外,常有这样的心态。摆在他面前的严重问题就是感到鲁国的盗贼太多,盗窃成为普遍现象,似乎遍地是贼,真令他头疼。什么原因呢?他不清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呢?他也束手无策。于是他又去请教孔子。孔子是明眼人,知道产生盗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百姓处于贫困状态,因饥寒所迫。百姓又何故贫困呢?不是他们懒惰,生产不出粮食和布匹,而是因为统治者的贪欲太大,无休止地向百姓巧取豪夺,抢占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因此,解决盗贼的根本办法是统治者要抑制自己的贪欲,少向百姓伸手。所以,孔子回答季康子说:“如果你们在位的人不存在那么多的贪欲,即使你悬赏鼓励百姓去盗窃,他们也不会去干。”
  孔子的话颇幽默,听起来有趣。但这绝不是同季康子开玩笑,恰恰是说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孔子的德政与统治者的暴政是对立的,同时与统治者的苛政也是对立的。不准乱杀人以反对暴政,呼吁克制贪欲以反对苛政。在那时,苛政普遍存在,问题相当严重,孔子为此痛心疾首。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经过泰山,在深山里,他们忽然听见一位老妇人的悲惨哭声。孔子让子路前去打听哭的原因。子路前去一看,老妇人守着一个坟头痛不欲生,原来她是在哭刚死去不久的儿子,儿子被老虎咬死了。在此之前,儿子的父亲、爷爷都被老虎咬死了,如今只剩下孤苦无靠的老妇人,她怎么能不哭呢?子路问老妇人:“你们怎么不离开这老虎吃人的地方呢?”老妇人回答说:“躲在这深山里可以逃掉官家的税收。”子路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喟然长叹:“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仁者爱人(3)
暴政和苛政折磨着百姓。孔子才为世出,心向百姓,提出了德政。百姓希望有德政。孔子顺应民心,提出了富民的经济政策。有一次,他和学生冉求到卫国去,他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十分惊喜,认为是国家兴旺昌盛的象征。冉求问他:“人口多起来了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那就想法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学生又问:“富了以后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还要教育他们。”
  这简短的对话表现出孔子超出常人的见解,对百姓既要“富之”,又要“教之”,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一方面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免受饥寒之苦,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百姓的修养素质,富而知礼,以免越轨犯上。穷而为盗,社会不安定,富而不教,社会也同样不得安宁。富之教之,先富后教,从物质到精神都富有则是最理想的。孔子从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角度,深刻地阐明了富民教民的重大意义。
  孔子是教育家,深深懂得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从政者不可简单地用刑法来制服人,应该用道德规范来教化人。他说:用刑法来制服人,百姓只能产生畏惧之心不敢去做违法的事,但不产生羞耻之心。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被动地去服从,而不是主动地去遵守法规。如果把统治方法变一变,首先用道德规范去教化他们,知道怎样做就是正确的,怎样做就是可耻的,对是非荣辱分辨得十分清楚,那么,百姓就好管理了,就归顺于你了。富与教、德与刑都是缺一不可的,应当相互兼顾,互相统一。
  这种兼顾和统一,目的在于使百姓服从统治者。不过,有时百姓不服从统治者是因为别的原因,即统治者重用什么人的问题。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我怎样做事百姓才心服呢?”孔子明确地告诉他:“你要注意用人问题,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位居枉道者之上,百姓看了就高兴,他们就服你;反之,坏人当道,你把枉道者举得很高,压在贤人之上,贤愚颠倒,百姓看了就生气,他们自然就不服。”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治国安民的深层次问题,孔子考虑到了,国君往往没有考虑到。
  治国安邦是一件大事,国家能否治理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国者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孔子主张贤人治国,也就是他的贤人政治。
  从政的贤人应具有什么样的品德呢?
  孔子说要有五种美德。其一,从政者要给百姓带来实惠而又不需要从国库里拿出什么,其办法就是要百姓自己去生财,你看百姓可以在哪方面得到利益,就该允许他们在哪方面发展自己,得到实惠,不要干预他们。这样因利而利,国家并不花钱,只是个引导问题。其二,迫不得已要役使百姓的时候,要使他们劳而无怨,不因服劳役而怨恨统治者。其三,只想到自己如何做仁人君子,不贪求别的什么物质享受。其四,待人接物时,无论人家势力大小或从者多寡,都不敢怠慢,做到矜持而不骄傲。其五,注意自己的仪表、衣冠整齐,目光尊严、严肃庄重,让人产生敬畏,但又要人感到不那么凶猛。这五种美德的前两种都讲怎样爱护自己的百姓,对百姓采取正确态度,后三条是讲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不因为官而忘乎所以。
  一方面应具备五种美德,另一方面还要去掉四种恶行:不教而杀;不事先打招呼,突然检查人家的工作成功了没有;开始懈怠,突然又要限期完成;昭示允诺奖赏,但在出手时又吝啬起来。
  具备五美,去掉四恶,就算是贤人了。这样的人执政,就称得上贤人政治。不过,为官是一件辛苦的事,处处要起表率作用。孔子的学生子路问怎样从政,孔子告诉他:“当官的人要自己先干事,起好表率作用,然后才去叫别人干。”子路又说:“请再指点我。”“你要这样长期坚持下去,不感到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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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官者的表率作用在孔子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说,为官者的工作方法也很重要,不可操之过急。不要鼠目寸光。孔子的学生子夏当了地方官,来到老师的身边请教,探讨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孔子说:“不要性急图快,慢一点,莫把注意力放在有小利可图的事情上。你要知道,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要他的学生做事稳操胜券,想事从大处着眼。
  看来,孔子的一套从政理论是有道理的,即使在今天有些理论也用得着,并未过时。可惜,孔子研究怎样从政很有见地,而自己却长期未能从政,这实在是他的悲哀。对这种悲哀当时的人也察觉出来了,有的人就大惑不解地问孔子:“你怎么不去从政呢?”孔子自我解嘲地说:“古书上曾说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种道德正是我所提倡的,而且要形成一种道德风气,把这种风气影响到社会上,对转变社会风气、安定社会秩序起到好的作用,这不也是参加了从政工作?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加了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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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东方的太阳(1)
——关于《论语》的对话
  (荒井广幸: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广播《周末论语》节目主持人)
  荒井与于丹、孔健广播对谈
  孔子是东方的太阳
  《论语》是亚洲的“圣经”
  荒井: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荒井广幸。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论语的第一篇的名句。《论语》是中国伟大的圣人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集。今天孔子是东方的太阳,《论语》成为我们日本人人生最佳的汉方药。不过,在我主持《周末论语》播放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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