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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些事情要做。四岁以前男仆给他们穿衣服，之后则不管身份多高，都得自己穿衣。女仆们年纪相当于我们的五十岁，只做那最粗贱的活儿。孩子们绝不准许同仆人交谈，只许一小伙或大群地在一块儿玩耍，还总得有一位教师或者助教在旁，这样他们就不会像我们的孩子那样幼年时代染上愚顽的恶习。一年中父母亲只准看望孩子们两次，每次看望的时间只有一小时，见面和分别时可以吻一下自己的子女，但那种时候总有一位教师在旁，他们不允许做父母的窃窃私语或对孩子表示爱抚，也不允许他们带进玩具、糖果之类的礼物。
每家必须交付子女的教育及娱乐费用，过期不缴由朝廷官吏征收。
在接收一般绅士、商人、做小买卖和手艺人子弟的学校里，也按照同样的方法相应管理。不过那些预备要做生意的孩子十一岁就得放出去当学徒，而贵族子弟则继续在校学留到十五岁（相当于我们的二十一岁），只是最后三年的管教比较松。
在女子学校里，高贵人家出身的女孩子所受的教育大致和男孩子差不多，不过替他们穿衣服的是整洁端庄的女仆，每次同时有一位教师或助教在场，一直到五岁她们可以自己穿衣服为止。如果发现这些女仆违反纪律擅自给女孩子讲一些恐怖、愚蠢的故事，或者玩那些我们的侍女所惯于玩弄的愚蠢把戏来给姑娘们取乐，就边鞭打她们边在全城游街示众三次，再监禁一年，最后终身流放到这个国家最最荒凉的地方。所以那里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耻于成为懦夫和呆子，也鄙视一切不洁不正派的个人打扮。我并没有发现她们的教育因为性别的不同而有什么差别，只是女子的运动不像男孩子们的那么剧烈罢了。她们要学一些家政方面的规则，研究学问的范围也较小些，因为这里人的信条是，女人不可能永远年轻，贵族人家的主妇却应该永远做一个懂道理、和蔼可亲的伴侣。女孩子到了十二岁，在他们看来就是结婚的年龄了，父母或监护人把她们领回家，对老师是千恩万谢；姑娘与同伴别离却都是泪流满面。
在较为低等一级的女子学校里，孩子们学习各种符合她们性别和不同身份等级的工作。打算当学徒的九岁退学，其余的留到十一岁。
有孩子在这些学校里上学的小户人家，除每年要交低得不能再低的学费之外，还得将每月所得，缴一小部分给学校的财政主管，作为分给孩子的一份财产，所以父母的开支是受法律限制的。利立浦特人认为，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把小孩子生到这个世上，却要公众来负担教养，也未免太不公平了。至于有身份的人，“也要根据各人的情况，保证拨一笔一定数量的资产留给每一个孩子。这部分基金将永远按照勤俭节约的原则，绝对公平地管理和使用。
村民和劳工们则把孩子养在家里，他们的本分就是耕种田地，因此他们的教育对公众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不过他们中，年老多病的人养老院会来抚养，因为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乞丐，也就是没有乞丐这一行。
我在这个国家住了有九个月零十三天，好奇的读者一定想知道我在那里是怎么过日子的。我天生长有一个具有机械才能的脑袋，同时也由于生活中迫切需要，我就用皇家公园里最大的树木给自己做了一套相当方便适用的桌椅。两百名女裁缝受雇给我制作衬衫、床单和台布，用的虽是最牢最粗的料，却还得几层相叠缝到一起，因为他们最厚的布和我们的上等细麻布比，还是要精细几等。亚麻布在他们那里通常是三英寸宽，三英尺长算一匹。我躺在地上给女裁缝们量尺寸，她们一个站在我脖子那儿，一个站在我腿肚那儿，各执一端拉直一根粗线，再由第三个人拿一根一英寸长的尺子来量粗线的长度。接着，量过我右手的大拇指后，她们就不再要量什么了，因为按照数学的方法来计算，大拇指的两周就等于手腕的一周，以次类推，她们又算出了脖子和腰围的粗细；我再把我的一件旧衬衫摊在地上给她们做样子参考，结果她们做出的衬衣非常合我的身。他们又雇了三百名裁缝师给我做外衣，不过他们用另一种方法来为我量尺寸。我跪在地上，他们竖起一架梯子靠在我脖子上，由一人爬上梯子，将一根带铅锤的线从我的衣领处垂直放到地面，这恰好就是我外衣的长度。但腰身和手臂由我自己来量。这些衣服全是在我自己的屋子里做的，因为他们最大的房子也放不下这样大的衣服。衣服做成，看上去就像英国太太们做的百袖衣一般，只是我的衣服全身一种颜色罢了。
约有三百名厨师给我做饭，他们带了家人住在我房子附近很小的茅屋里。每位厨师给我做两种菜。我一手拿起二十名服务员把他们放到桌上，另外的一百名在地面上侍候，有的端着一盘盘的肉，有的肩上扛着一桶桶的葡萄酒和其他酒类。我说要吃，在上面的服务员就用绳索以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将这些食物往上吊，就像我们欧洲人从井里往上拉水一样。他们的一盘肉够我吃一大口，一桶酒也够我喝一口的。他们的羊肉不及我们的好，但他做的牛肉味道却特别好站。我曾吃到一块牛腰肉，非常大，咬了三口才吃完，不过这种时候很难得。我像在我们国家吃百灵鸟的腿肉一样，将那些肉连骨头什么的一股脑吞了下去，仆人们见了非常惊讶。他们的鹅和火鸡我通常是一口一只；应该承认，它们的味道远比我们的要好。至于他们的小家禽，我用刀尖一挑就是二三十只。
皇帝陛下听说我的情形后，竟然有一天就提出要带皇后和年轻的王子、公主来同我一起同享吃饭的快乐（他喜欢这么说）。他们真的还就来了。我把他们放在桌上的御椅上，正和我面对着面。在他们四周站着侍卫。财政大臣佛利姆奈浦手里拿着他那根白色权杖也在一旁侍奉。我发觉他不时从一旁酸溜溜地看我，我不愿多理会，反而吃得比平常还要多，一来为了我亲爱的祖国，二来也想让朝廷惊叹一下。我私下里总感觉皇帝的这一次驾临，又给了佛利姆奈浦一次在他的主子面前算计我的机会。这位大臣一向暗地里与我为敌，表面上却又表示爱我，就其阴暗乖僻的本性来看，他这么做是不正常的。他向皇帝报告说，目前的财政状况很不景气，往下拨款都得打折扣，国库券的价值比票面价值低百分之九才能流通。总之，我已经花掉皇帝陛下一百五十多万“斯普鲁格”了（这是他们最大的金币，大约有我们缝在衣服上作装饰用的小金属片那么大小）；从全局考虑，皇帝应该一有适当的机会就把我打发走。
在这里，我必须为一位品质高尚的夫人的名誉辩护一下，她因为我蒙受了不白之冤。财政大臣也真够可以的，竟会猜忌到自己的妻子身上。有人心怀不测，嚼着舌头跟财政大臣说他的夫人疯狂地爱上了我。这个丑闻一时在朝廷里传播开来，说她有一次曾秘密到过我的住处。我郑重声明这事毫无根据，纯属造谣，只不过是夫人喜欢用天真无邪的坦诚和友谊善待我罢了。我承认她常到我家来，但每次都是公开的，马车里也总是另外带着三个人，多半是她的姊妹、年轻的女儿和某个特殊的相识，可这在朝廷的其他贵夫人身上也是司空见惯的呀！而且我还要请我身边的仆人作证，他们什么时候看到我门口停着辆马车，却不知道里面坐的是什么人了。每次有人来，总是先由仆人通报，我则照例立即到门口迎接；施过礼之后，我非常小心地拿起马车和两匹马（如果是六匹马，车夫总要解下其中的四匹）放到桌子上；为了防止出事，我在桌子周围安了五英寸高的活动桌边。常常是我的桌上同时有四辆马车，里边全坐满了人，这时我就在椅子里坐好，脸朝着他们。我和一辆马车中的客人交谈时，马车夫就驾着其余几辆车在桌子上慢慢兜圈子，我就在这样的交谈中度过了许多愉快的下午。可是我要向财政大臣或者向他告密的那两个人挑战（我要说出他俩的名字，让他们看着办好了），这两个人就是克拉斯特利尔和德隆洛。我要他们拿出证据来，除了我以前说到过的瑞尔德里沙内务大臣曾奉皇帝陛下特遣来过以外，还有什么人隐姓埋名私下来找过我。要不是这件事和一位贵夫人的名誉密切相关，我是不会絮絮叨叨说这么多的，我自己的名誉受损也就算了。当时我的爵位是“那达克”，财政大臣没有我职位高，大家都知道他只是一个“克拉姆格拉姆”，比我要低一级，就像在英国侯爵比公爵要低一级一样乙但是我承认，他在朝廷的地位比我的要高。这些虚假的谣言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的，至于怎么得知的却不太好提；谣言曾使佛利姆奈浦一度尽给他太太脸色看，对我就更坏了。尽管他最终还是醒悟了，并与太太重归于好，但我却永远失去了他的信任。皇帝对我也很快越来越没了兴趣，他实在太受制于他那位宠臣了。
《格列佛游记》作者：＇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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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者得到消息，有人阴谋指挥他犯有严重的叛国罪，他只好逃往不来夫斯库——在那里他受到欢迎。
下面叙述一下我是怎样离开这个王国的情形，似乎该把两个月来一直在进行着的，一桩针对我的阴谋告诉给读者。
到那时为止，对朝廷里的事情我一直都很不熟悉，我地位低微，也没有资格知道同时参子宫廷的事。关于君王和大臣们的性情脾气，我倒还是听过很多，书上也读过不少，但决没有想到对如此偏远的一个国家，它们竟然也会产生这么可怕的影响。我本来认为这个国家的统治原则与欧洲国家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呢。
就在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