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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的重要人物们读到哈德罗关于科学最新发现的文章，全都怒不可遏。“对这件事我们怎么办？”早饭时他们问夫人，夫人们回答说：“亲爱的，你能做什么呢？”于是就不了了之。神秘的数学家们就像大型铜管乐队中一小群六角风琴演奏者，带着他们的伸缩世界从公众注目的舞台退出。一封前所未有的来信告诉哈德罗首战告捷。他的第二步棋是继续写“宇宙射线与人类变种之间的奇妙联系”，然后，直接进入“火星人基因”和“火星人类型”，讲述我们已经从约瑟夫·戴维斯头脑里看到的全部故事，但更加详细丰富可信，大大超过我们对事实的一点点把握。
2
对于这惊人的揭示，相信的人越来越多，这给凯帕尔教授提供了施展其冷嘲热讽才华的机会。他向勉强同意的赫德曼·斯代玎大夫指出，公众智慧长久以来对任何具体的说法已不再重视，他们除了关心足球、板球的比赛结果、赛跑赢家、证券交易所的报价（那还需谨小慎微）。“如今你想对公众说神秘都可以，”凯帕尔说，“他们一点也不会在乎。不是他们不相信，也不是他们相信；而是他们的相信器官被使用过度，超过任何其他肯定或否定的反应。”
“想想，”他详细地说到，“我们不说内容——如今一般人的头脑；想像头脑里装的那些一个挨一个的思想。人们讲述美丽的创世故事、伊甸园和人类的堕落。这个故事究竟是寓言还是事实谁也不关心。如果烈那德·伍德勒爵士和H·V·莫同先生宣称他们共同发现了伊甸园，并设立重建伊甸园基金，以合理的价格向旅游者提供方便，公众就会信以为真，趋之若鹜，前来游访祖先的乐园。于此同时，同样这些公众又已接受了那个通过所谓进化，人类从像猿猴一样的祖先那里演化而来的说法。很可能，在一个早上，人们来到六七千年前夏娃居住的地方，在那里看到夏娃的身边那些上帝新发明的小玩艺儿，也许是新婚礼物，还有蛇给她的苹果。然后，再去参观内有五万年前尼安德特人遗骸的山洞。他们完全没有不和谐感，和相关感。他们既不拒绝也不接受，不与任何东西相对照。他们什么都相信，也什么都不相信。”
“实际上，”凯帕尔教授说，“这毫无意义。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引起关照自发的行为。如果某天早上，当他打开报纸看到基督教被取消的消息时，他会想主教将得到什么样的养老金——很多，我想。——接着，他会翻到另一页去看这一天的填字游戏是否容易。如果从报纸上读到他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是死人复活，第二天下午即世界末日，他也许会说没有这些死而复生的人，公共汽车和地铁里就早已经人满为患了，这样的事应该发生在国外某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在美国，火星人进入地球的消息没有被人轻信。里佳美的文章在许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却没有任何赞同的反应。凯帕尔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说美国人比英国人容易接受新思想。确实，美国人不反对新的看法。看法总是会有不同，看法是一种能够应付的东西，但观点，一个总的现点，却可能影响你，征服你。自由的灵魂不会为之屈服。面对一个现点，美国人会说：“啊，是的。”或者“不是。”英国人则说“我不敢苟同”，或有身份的人说：“蠢话——毫无根据。”这些用来反对某一观点的说法就如同中世纪用来反对恶魔的十字符一样，压力顷刻间消失。
但是美国人却没有英国人无视一切的本事。说完“不是”，“是”或否定了一个观点之后，马上就对它不屑一顾，他们在漫画夸张方面的乐趣同他们的真实感不充分一样无边无际。因此哈罗德·里佳美的文章在各大报刊同时刊登，铺天盖地地迅速进入百万人敏锐的思想和语言中。“你是火星人吗？”这是里往美文章发表一周内在汽车里常听到的一句话。“别把我的火星人脾气给引出来”则成了社交场合用来攻击别人的话。一位漫画家在《纽约人》杂志上开始一系列火星人卡通画，立即大受欢迎，广为模仿。歌舞剧场也进行类似的模仿，但结果有些弄巧成拙。各种花样层出不穷。“火星人干葡萄酒”成了鸡尾酒中牌子最响的一种。数百名痴迷的黑人在南部的阳光底下寻找真正的火星人足印。成千上万勤奋的广告设计者们废寝忘食，想方设法来满足各种需要。
哈罗德·里佳美则另辟澳径，写别的东西去了。
3
惟一真正想应付火星人即将来临这件事的只有英国，进行这个尝试的人只有一位：桑德可莱普，出版界巨头。这个努力是在他最信任的人们的反对下进行的，结果这个努力失败了。
桑德可莱普是新闻及生意界最成功的人士之一；他腰缠万贯，对杂志期刊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机智过人，深知自己一枝独秀万人不敌的状况必然危险。他与他那个稍有些幼稚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本达戈在心底都有同样非计划性的发展感和难以说清的统治欲；他们无法相信，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世界将不再由他们来主宰来解释；他们作为威严尊贵的人和与生俱来的自信将荡然无存。他们俩都被这种感觉搅得不得安宁。他们感到迟早一个强大的坚固的东西，一个斯芬克斯，一个涅墨西斯会从某个拐角出现，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是什么，哪里是他们的最后归属。
机敏的本迭戈视那种可能性为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桑德可莱普却很当回事。他喜欢自己这样是个大人物的感觉；他活得越长就越希望相信自己的重要，感觉自己实实在在的存在。他活得越长就越喜欢自己，就越不能忍受那种迟未但驱之不掉的判断感觉。他也难以忍受他那个世界对他毫无抗议的默认，它不置一词、不理不睬，但不断积累的危险；但现在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想到这种忍受可能结束。
夜晚的失眠也影响了他白天的状态。那个糟糕的只是问他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调查法庭，没有任何明确指控，在无穷无尽没有进展的开庭过程中等待着——等待着什么。不用着急。最可怕的就是不着急。但他们能为他省下什么？日复一日，他过着那豪华奢侈的生活，作为伟大的桑德可菜普老爷——除此之外他还能是什么呢？他还能做什么呢？从白天到傍晚，从傍晚到黑夜，最后到床上。然后是那个没完没了的问题。他们在编织什么样的网？
他身边的脸都是礼貌的面具。你问他们：“你在说我？”
“我什么也没说，老爷。”
他谁也没告诉这种不断增强、摆脱不掉的念头，但他的惶惶不安多多少少让大多数助手和雇员看在眼里。是不是有什么一直没有被发现？他们试图猜出来，但没有一个明确的显示，这让大家感到恐惧。显然他害怕懂科学有知识的人，尤其是那种被认为非常精通政治、社会经济事物的人。他们对他在新闻界的影响，在社交中的活动以及他的金融事务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在不动声色地让他套上绳圈，然后将绳子拉紧？他对行政机构有很深的怀疑。那些公务员，他想，已经知道太多不是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但仍然还想知道的更多。“检查员”一词让他感到愤怒。“又是检查员！”是他那些五花八门的出版物中最尖利的叫喊之一。这些检察员，他坚持认为，是卑鄙的小人，有着狐狸的尖鼻子，穷得靠人施舍，喜欢小恩小惠；总是通过锁孔窗户窥视，沿管道往上爬，从格栅钻进来，在整个公司企业形成一张网。应该时时与他们斗争，挫败他们，谴责他们，讽刺他们。工会和劳动人民想知道，一直想知道的，我想，是干涉和这个伦敦经济学院。在这里他们将什么放在一起，策划什么？计算什么？他们建一所经济学校想要什么呢？这就像在卡片上做记号。
在桑德可莱普老爷的头脑中社会主义是恶意调查的另一个名字。他对社会主义者是怎样一群无伤大雅的，不相关的，教条式的人物，以及他们探究的社会问题面有多窄，毫无所知。他真的认为他们对可以改造的人类社会，一个竞争强烈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清楚的计划，随时准备付诸实施，并要将他和他那样的人驱逐出去。现在，他们可能随时随地会这样做。他在黑暗中拼命与这个想法争斗，但驱之不去。他可能是英国活着的人中惟一相信社会主义到了那种程度的人。
在试图将恐惧具体化的不懈努力中，他将所有教授、政府公务员、检察员、社会主义者、社会学者、自由主义者——各类质问者和批评家——以及说到他们就让他充满仇恨的“知识分子”，还有“左派”、“右派”都混为一谈。他想像他们组成一张世界范围的，复杂得难以置信的、远远看得见的网，并在他。周收拢。而他则从来没有真正看清楚过，无法与之正面交锋。他也从不能把他们拖进光天化日之中。他知道他们一直都在那里共谋，策划，接受指示，传递信息，点头，眨眼，做手势，从事破坏。他们分布各处。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与谁在一起。今天他们是耶稣会士，明天是共济会会员，就连法官和律师也可能诡计多端，很难同他们打交道。和谁在一起都不安全。
所有他的合作伙伴，秘书和编辑都熟悉了他的那些奇怪的思想的时候，那时候他会莫名其妙地望着窗外，然后未然地围着你转，仔细察看你的脸。
有时候他也会与你漫无边际长时间地交谈，谈俄国，德国和中国，还会突然问你一大堆事先仔细想好的难题，存心要把你的灵魂都榨出来。
哈罗德的报道对这样的心理恐惧症就像火把点着干草垛一样。
桑德可莱普老爷听说这件事时，没有一点怀疑，但当他在自己办的报纸上读到它时，才起了一点疑心。它的出现是他最恐惧的事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