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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亲身弘道”（）的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富有献身精神和才能杰出的男女传教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基督教总教堂的充分肯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平心而论，他们取得的成功与其它教会相比并不更加出色。事实上，在中国，其它教派的每一个牧师手下都有更多的皈依者。 8申请去中国 1868年，我听了魁丽斯夫人（）关于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 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临近结束时，我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由于我是个浸礼信徒，他们建议我向浸礼会协会提出申请。我照办了，并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国的北方传教。在回答委员会关于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北方传教的提问时，我说，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并且，欧洲人更容易适应中国北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在启程前的最后一刻，他们问我能否保证在十年以内不结婚。这使我很吃惊，因为以前没怎么考虑过此类问题，只是曾想当然地认为，带着妻子进入中国内地——那时仍然像非洲洪荒一样罕为人知——似乎是一种冒险。我回答说：“到底是在十天还是在十年之内结婚，最好取决于工作的需要与否”。事实是，我结婚已是九年之后的事情了。 1869年春天，浸礼会协会批准了我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在我经常布道的朋布洛克郡教堂，我有一个叫里斯的朋友，每次我布道后，通常都是他驾车十五英里把我送回哈佛孚德学院。他和他的妻子是一对琴瑟谐和的知音伴侣，听到我将前往中国的消息，他们非常感动。我们之间的友谊纯真无暇，他们曾发誓与我同富贵共患难。临别之时，我们相对无语，垂泪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英国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准备搭乘霍尔兹“蓝烟筒”轮船公司的“亚克利”号开始东方之旅。父亲来利物浦港为我送行。考虑到他没出过远门，不放心把他孤零零地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上船之前，我坚持把他送上了返回威尔士的火车。在住宿的小旅馆里，我认识了一个将要移居美国的男人。他非常沮丧，因为钱不够了。他已给家里写了信，要家人把钱寄过来，但却发现要等到他乘坐的轮船启航一天后，这笔款子才有可能汇到。他请求同桌进餐的旅客把这笔钱垫借给他，等他的邮件到达后，再拿着他的信去邮局兑现。我把钱借给了他，但在匆忙之中却忘了记下邮件发送者的名字。正像那人所说的，第二天，邮件到了，我拿着邮件去邮局兑取。但由于我不能提供邮寄者的名字，这笔钱被没收了，作为政府收入上缴国库。 我在船上放的那笔债结果却好得多。借钱的是一个医生，在旅途中间他的钱不够用了。一到上海，他就马上把借款还了我。 2海上之旅 我们离开利物浦的那天，苏伊士运河宣布开通，但由于水太浅，大吨位的轮船无法通过，我们不得不绕道好望角。 在毛里求斯，船长吃惊地发现，一场地震过后，他最后一次所见还是一片深水的港口内冒出了一座岛屿。有一个时期，毛里求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适合欧洲军队的地方，因为居住在那里的欧洲人死亡率非常之高。然而，在我们访问期间，发现情况完全改变了，死亡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考察变化的原因时，发现一开始人们将营房建在低洼的地方，后来在改建时营址选在了山顶上。住在那里，士兵们得以免除了疟疾之苦，而正是疟疾，曾使他们的队伍严重减员——现在我们知道，疟疾是由沼泽地带的蚊子造成的。 3抵达中国 船到香港后，乔治·摩尔（）牧师——后来他成了主教——加入了进来，他刚刚回英国度完他的第一个休假，将要与我们一道去上海。对我来中国，他表示欢迎，态度诚恳无比。我告诉他，有人曾建议我在旅程中不要学中文，因为不同地区的方言发音相差太大。就这个建议，我请教了他的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但又加上一条：我可以学一学中文的部首。于是我开始学习中文的212个部首，它们是构成书面汉语的令人困惑的象形文字的词根。在抵达上海前，摩尔先生对我的学习成绩进行了考试。 1870年2月12日，我抵达上海。托马斯先生找到旅馆来，坚持要我住到他家里去。托马斯先生一开始属于伦敦差遣会，后来成了联合教堂的牧师。在他家里，我一直住到2月24日赴芝罘（烟台）为止。27日，我到达烟台，受到了我将来的同事劳顿（）先生的热烈欢迎。 4浸礼差遣会在中国经历的早期考验 1860年，烟台、天津和牛庄（今牟平）首先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列强在北京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使馆。原来住在上海和宁波的一些传教士随之到了中国的北方，部分原因是当地的气候对他们来说更适合一些，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离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更近一些。在这之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福音会已在中国中部开展工作，但由于经费困难，它的一些成员申请加入了英国浸礼会。其中霍尔博士、荷兰传教士克劳克斯先生（来于刚果教堂的霍尔曼·本特丽女士的父亲）是第一批获得接受者。1860年，浸礼会决定在烟台开设一个基地，于是乎霍尔博士和克劳克斯便被派到了烟台。戴德生先生——原先也是福音派的成员，也申请加入浸礼会，条件是给他配备五名工作人员。这个要求没能获得同意，戴德生先生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内地会——前文已作了介绍。在我来中国之前，浸礼会遭受了巨大损失：霍尔博士染上霍乱去世，他是在照料霍乱病人时被感染的，到烟台还不到一年；而克劳克斯先生不久回了英国；另外两个成员，麦克米甘（）先生和金顿（）先生，在一两年后也奉命回国。在我来中国传教的申请被浸礼会接受的那年（1869年），劳顿先生是浸礼会在烟台的唯一代表。他拥有杰出的禀赋，并富于献身精神。不幸的是，不久我就丧失了从他那卓越的头脑和宝贵的人生经验接受教益的机会，因为就在这年六月，他患伤寒去世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烟台的同仁
在我到达烟台时，那里有几个非常杰出的教会同仁。韦廉臣牧师（），是一位法学博士，在伦敦传教会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1865年同杨格非牧师（）乘坐同一条船来国外传教，一开始定居在上海。他学习中文的成效非同一般，在十二个月之内，就用中文写了一部植物学方面的书。但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勤奋付出沉重代价：身体累垮了，只好奉命回国修养。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有作为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代理人重返中国，在烟台开关后，定居在烟台。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北方，并出版了两本游记，为此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无论是从体格、智力还是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不久，他发表了《自然神学》（《格物探源》）一书，影响巨大；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基督生平》，也非同凡响。晚年，他创立了广学会。1891年，我接替他做了该会的秘书。 倪维思（）牧师是美国长老会的成员。他是一个非常可亲可近的同事，在来新开放的烟台之前，已在宁波和杭州住了多年。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大会上，他被选举为美国小组的主席。当时不列颠小组的主席是戴维·希尔（）牧师。 也属于美国长老会的亨特·考比特牧师，曾与韦廉臣博士同船由上海北上烟台，不幸在山东半岛的海角处遭遇海难。其中一位遇难者在描述险情时，无意中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写的居然是他们“在海里登岸”。考比特先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音布道者，走遍了山东东部地区的角角落落。在他后来一次回美国休假期间，被选为长老会会议的主席。他结了三次婚，有好几个孩子。他的第三任妻子后来经常讲起下面这个有关她自己的故事：一次，她儿子在学年末没得到奖励，使她感到非常伤心。她责备儿子，说他是考比特家中第一个没拿到年终奖金的孩子。“但是，妈妈！”他哭着，一边用抱怨的眼光看着她，说：“他们的妈妈多么聪明啊！” 狄考文先生（）同样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在中国，他是通过科学教育来推动传教工作的伟大先驱者。在访问烟台时，他做了一个化学方面的非常有趣的报告，并带去了一大堆科研仪器。我曾经作为他的助手帮助进行示范操作。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维思、考比特和狄考文——那么，说他们工作的价值十倍于在他们身上的投入，决非过誉之辞。 J·B·郝维尔（）牧师来于美国浸礼会，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很早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和信任。当太平天国叛军进攻滕州府时——那时他正生活在那里，城门关闭了，好多士绅被关在了城外。除了郝维尔先生，没有谁能够说服守城的官员打开城门，把他们放进去。 罗伯特·利磊（）先生是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先生的助手。在阿瑟·史密斯（）牧师到来之前，他是在中国的最诙谐有趣的外国人。几年以后，他回到纽约，参与了《世纪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路过纽约时，我访问过他在那里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上一面。一位爽朗的、满头银发的妇人告诉我说，他已经离开了，去协助完成一本由阿普尔顿（）主编的百科全书。“他在这里时，我们费尽心思想把他转化成一个共和主义者”，她说，“可是他坚持认为，有限的专制更好一些”。他去世于1914年。 6天津惨案 为劳顿先生举行葬礼的那天，在公墓进行的仪式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