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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河里，为他们进行了洗礼，然后我们回到庙里换衣服。 1875年底，我因公务有机会回了趟烟台。至此，我已经在内地待了十个月了，其间只有两三次见到过外国人。那时（整个山东）只有三个男人成了基督徒，其中一个是那位机匠，第二个是我的老师。然而，到第二年初，就有十五人接受了洗礼 。在这种情势下，我在自己的院子里为信徒举行了一次洗礼仪式。为防止针对这种奇特仪式的流言蜚语在非基督徒中间传播，我请求我的老朋友——青州府的司库，问他能不能参加，他同意了。他的出席向院子外面的民众提供了充分的保证，保证院子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合理的。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饥荒
往往，当中国的南方同洪水搏斗时，北方却正在同干旱抗争——因为雨水已经降落在了南方。从1876…1878年，中国北部几乎滴雨未下。一时间，几乎有十多个省宣布遭受了旱灾，受灾最烈的是山西省的南半部，以此为中心，半径将近一千英里的广大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所有北部省份遭受的苦难是如此可怕，据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凄惨景象罕有其匹。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 1876年春，农民们播下种子后，雨却没有下来，官员和民众都忧心忡忡，到各种各样的寺庙里祈祷求雨。青州城里的行政长官 发布通告，禁止人们吃肉，特别是牛肉。有一天，他在脖子、手腕、脚踝上带上锁链，步行穿过青州城，去城外最主要的庙里求雨。这可是非同寻常的景象，因为中国的官员总是乘轿而行。乡民组成的巨大人群跟在他的队列后面，头上戴着柳条帽。当长官在庙中的神像面前跪拜时，乡民们就跪在外边的院子里，以最急切的心情祈祷雨的降临。 2 规劝人们皈依上帝的海报 人们有庙就拜，向各种偶像祈祷。我趁机准备了几张一黄色纸写的海报，上面写着只有几句话，说的是：若想求得雨，最好抛弃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祷告，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之后，我骑着马走访了青州府辖区内的十一个县城，在城门上张贴海报。这种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每到一个县城，我都住在最大的旅馆里休息。往往，还没等我吃完饭，由当地老人组成的民众代表们便来到旅馆，跪下来哀求我告诉他们如何奉侍上帝，如何向活的神明祷告。后来，有一些小脚女人跋涉二十里山路来青州府找我打听同样的问题。几年以后，这些人成为那一代山区的基督教堂的核心人物。 3 灾荒引起的骚乱 在五月初九日的日记中，我这样写道：“报官的抢劫案，不下十九起。甚至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孩子，持匕首刺伤了一个大人，因为那人对他的抢劫进行了抵制”。 到五月底，仍然没有雨下来，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了解到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山东巡抚摘去了青州知府、益都知县的顶戴，告诫他们如果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就免去他们的官职。知县被逼得没有办法，把暴民抓起来锁在木笼子里——人在里边既站不直也坐不下，慢慢地把他们活活饿死。行刑的地方就靠近我的后院。这种可怕的惩罚每天都在进行，终于，社会秩序恢复了平静，官员们的乌纱帽也保住了。 然而，穷人们即便没有遭到邻居们的抢劫，也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痛苦。五月十日，我到一个村子里去，看到一群跨着篮子的孩子，他们的篮子里盛着从野地里采集的各种野菜，还有从树上摘取的叶子。他们在我住的旅馆旁边的一棵大树下坐下来，开始吃篮子里的东西。而我正在用午餐，吃的是饼干。我问他们愿不愿拿他们的食物跟我交换。他们同意了，因为尝了一点面粉的滋味而高兴异常。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面色赤红，浮肿得几乎把眼睛都埋起来了。当问起他的脸为什么肿得那么厉害时，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他吃了刺槐树的叶子。刺槐的叶子对有些人没有伤害，但某些人吃了会导致中毒。 同一天，一个下级军官因为暴力抢劫被斩首。五月十一日，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年轻人被关进了木笼里。鉴于米价太高，巡抚发布了一个文告，要求灾区官员免除谷物进口税，尽可能地从江苏和满洲等地购进粮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灾民。其间的差价由官府承担。 这期间，我拜会了青州知府，建议他奏请北京的中央政府组织从朝鲜和日本进口各种谷物，并免除进口税，以降低价格。 在鹿皋（）一带，有一个姓丘的人。六十年代，太平天国的叛乱即将结束时，他被推选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抵抗太平军。这些村子现在又希望丘带头起来造反，因为群众由于没有食物快活不下去了。他拒绝了，逃进了青州城。乡民为他的行动所激怒，冲进他的家，杀死了他的六个家属。 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妇女来到城里，怀里抱着一个大约四个月大的婴儿。她整天坐在府衙的门前。孩子的身边有一束麦秸，表示将要出卖。我那时的日记特别提到了下面的例子： 六月二十七日：今天早上，据说又有一位妇女差一点亲手结果自己的孩子。在渡河来城里的时候，她曾想倘若把孩子扔进河里，她自己有可能活下来，但她的母性本能还是占了上风。她带着孩子进了城，现在就坐在街道边上，期待着有人会怜悯她们娘俩。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来拜访我，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力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七月初二，礼拜天：民间传言说，一位测字先生死而复生，预言在今年，三分之一的人将要死去。如果这种流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用多久，整个北方的民众都会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危险。我利用了这种谣传，用那种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约拿对尼尼微的态度展开传教，劝说人们忏悔他们的罪过，转向上帝，以便求得上帝的怜悯。清朝的高官们没有认识到，由于他们的无知而使人民濒于毁灭，这本身就是罪过。一个站在我的门前妇女，怀里抱着孩子，一直盯着我的房东，突然疲惫地坐在了地上，请房东为她从旁边的树上捋了一把叶子。房东照做了，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说：“现在感到好受些了”。看到这些因为饥饿而面色苍白的病人不声不响地坐以待毙，你会深感同情。眼见这么多不幸发生，我却无力帮助，只能分送点什么帮他们苟延时日。 5 分发救济金的方法 找到一条合适的办法，把救济金发放到所有人手里，同时又能确保已领过的不回来冒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到的方法之一是，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做一个不易被涂掉的标记。有些人利用充足的时间跑到巷子的另一端重新排队，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已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另一个人尝试了另一种方式：把硬币从城墙上撒向墙外的贫民。其结果不用考虑是乱作一团的拚抢。 在当时记的日记中，我还发现了这样两句话：“知府——他的治下有十一个县，向皇帝奏报说，有七个县遭受了饥荒”。“王先生，是青州府学教授，用了两天时间向城隍庙的土地神求雨”。 七月初，有报道说，在与临朐县相邻的沂源县，有一个拥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愿意卖掉地产，换取粮食，然而，买主的出价最高不超过每亩两元半，尽管他的土地的价值在每亩五十至一百元之间。如此低的价格使他非常绝望，于是他在全家吃的饭里放上砒霜，以全家同归于尽了结了他们的烦恼。 我知道，我既不能为保全自己离开这里，也不能持有任何财富，当可怜的民众正在忍受饥饿——正是为了他们，上帝才派遣我来到这里。然而，任何个人从事救助都困难重重。比如说，有一次，一个粮店老板决定散发他所拥有的全部谷子。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结果在为维持美好的生命而发生的拥挤中，一个小女孩死于非命，人们相互践踏，许多人的骨头折断，逃离现场。自此而后，知县发布告示，禁止私人举行救济活动。饥饿的民众绝望地流荡在大街小巷。 七月三日：在进行早祷时，我看到了一则我的房东向饥民施粥的消息。他让饥民们坐在地上。这真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一下子领会了它的妙处：坐着的人群是不会发生拥挤的。我喊了十多个人，让他们去将饥民们招呼到我的住处对面的一处空旷的打谷场上，成排成行地坐在地上。男人以及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们都坐好后，我出现了，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