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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你们爬墙进去的吗？
同学：昨晚第一机床厂派了二十七辆汽车游行，还通过天安门广场，叫北航红旗滚出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另一同学：他们叫北航红旗从工厂滚出去。他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三司令部还接见他们。）提几个问题：（1）目前可不可以到车间跟班劳动？（2）我们在光华木材广，保守派一百多人要把我们从工厂撵出去。他们在学校已没有市场，现在却联合各厂的保皇派，散我们的传单。
陈伯达：我给你们谈一点小意见。用造谣、混水摸鱼的手段，想取得群众信任，没有一个不失败的。我们希望同学们，做记录或不做纪录，每句话都要落实，每一个字都要落实。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这样，我们就站住了，事实就完全清楚了。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所向无敌。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基本上站在真理方面，站在毛泽东思想方面，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年纪轻，也有一种可能，给对方加了一些帽子，这也不是实事求是。对不对？赞成吧？！（众鼓掌）你俩自己年纪很轻，政治上敏感，有勇气，敢于斗勇，接受毛泽东思想比较容易。这是你们的好处。这是你们的优点。但是，你们有缺点没有？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讲你们的缺点。（鼓掌）同学们鼓掌，是真的，假的？（鼓掌）一个人尽讲优点，你们尽听优点，听了觉得了不起，这就包含着很大的危险。你们就容易骄傲，容易自己满足，觉得谁也没有我高明。这样，本来是对的，可是按照辩证法，就要转到不对的方面。中国有一句古话：“行百里，半九十”。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路，算走了一半吧！最后十里路，最难走了。走了九十里路，觉得了不起了，可是偏偏这十里路不容易走（众鼓掌），可能要发生错误。要跌倒的，不是前面的九十里路，而是后面的十里路。对不对？我是文革组长，他们三人是造反团的。对不对？
王力、关锋、伯达的话，也是对我们三个人说的。
陈伯达：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做文化革命工作。有时做的对，有时做的不对。我经常对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说，要提高警惕，不要冲昏头脑。反对我们的人看着我们，看着你们，要跌下来了。我对我们造反团讲的话，也对你们讲了。你们好好想想我们的话，对的，接受，不对的，可以批判。我们赞成你们批判，赞成你们监督。不要称我们“首长”。我们不过是小组。我的官出你们小多了。你们有司令部，有造反团。你们可以蔑视我们，可以批评我们。但是如果是对的，你们可以接受。我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虽然现在有这些名义，也还是普通的老百姓。我的知识很少很少，还不如乡村的老太婆。不妨跟你们说一些闲话。1947年春，一天我在一个贫农家吃饭，贫农的老婆，被人瞧不起。我问她，你家在什么地方？他说：在蔡家庄。我说：你们搞过土改没有。他说：搞是搞了，但什么也不知道。你们看，这不是工作组包办代替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有事要和群众商量，我在脑中就形成了一种思想、一种概念、一种行动。原来我还没有明明白白，听了这位女人的话，想了毛主席的话，什么叫群众路线呢？现在闹明白了，最根本的东西是有事要和群众商量。我们读过毛主席著作，又经过了整风，又听了毛主席的许多话，但要领会，就不那么容易。我是一个低能的学生，因为这样，就写了一篇文章，有事和群众商量。一个普通的女人，无意之中讲两句话，给了我很大启发。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当群众的学生。如果这样做，就会多多少少成为有出息的、给群众办事的人。现在，你们有很多同学到群众中去，我认为是很对的。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下面说几句话，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以为我给你们泼冷水。
要像毛主席那样到群众中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到机关、到别的学校中去，都要懂得和群众说话。一个是态度，一个是通不通。首先是态度问题。我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普通话，所以请了一个翻译官。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给群众谈话的态度问题。你们感到对不对？（鼓掌）我的话可能是无的放矢。你们走的地方比我多，我是同你们商量，我想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今后工作非常艰巨的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同学之让，说话、吵架、打几下也容易。我不赞成打架，从我个人利益，也不赞成打架，打几下就完蛋了。从整个利益，也不要打架。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并不容易，要说服人家。一个家庭有好几个方面，夫妻、父母、兄弟，经常闹家庭不和。你们到群众中去，与在学校不一样。你们同学读书有共同点，几点钟上课，几点钟下课，剩下是大家的，这个规律好掌握。你们到工厂、农村去，他们有他们的情况，你们不一定懂得。你们以为工人都听你们的，不一定。昨天晚上这个事情，给你们很大的警告。昨晚我到机床一厂，谈了四个钟头。你们不要吵架，不要只许这方面说，不许那方面说，这就辩不起来。我想找同学们谈话，听说第一机床厂与你们有关系，有工人对你们说了不少意见。我就想，学生的确需要向工农学习，同工农打成一片。我们学生到工厂去，首先抱着做小学生的态度，不是带着一个当先生的态度，我来教训你们，你们应当怎么做，变成瞎指挥。与大家商量，两三个人谈都可以。不要采取工人或老工人不喜欢的手段。当然，他们的话也有打折扣的。那几位同学到第一机床厂去，你们爬过墙没有？（同学答：没有！开证明信去的。）我说，你们北航要特别谨慎。你们在体校坚持二十八天，这种坚持精神是宝贵的。（这时，江青同志来到会场）
江青：不要录音。我们与你们谈谈心。伯达同志与你们谈谈心。
陈伯达：你们争论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么多同学，到体校住，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不见你们，所以我就去看你们。还没有去，就立了个军令状：“要赵如璋去。如同学伤害你，我赔偿你的性命。”所以人家认为北航是我们指挥的。其实你们一举一动，我们都不知道。刚才打听一下，才知道你们到过什么地方。我只看到一些电报：这里说北航学生怎么样，那里说北航学生怎么样。我就有一个感觉：你们要会做工作，要懂事。不然，你们过去坚持二十八天的荣誉，就要受到损失。你们做得不好，首先是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支持你们不对。我个人问题没什么，主要在文化革命中要善于学习。你们懂得毛主席的话吗？“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这是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一个题目。如果认为过去当了左派，就不需要再学习了；过去抵抗了工作组的错误，就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了，百分之百地正确了。那么，刚才说过：“行百里，半九十”，你们走了九十里，最后十里没走好。何况还没走到九十里，还差的远。可能你们现在走了十里，也可能只走了一里，还差九十九里。昨天我保护少数几个工人，多方面用各种措施、各种行动，支持现在被打击的。但是多数派的语言，给了我启发。工人多数派中，有些工人，可能他们没有地位，不怎么样，但对他们的话，要注意。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学，到工厂不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是一个谦虚态度，好像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按我们的意图办事。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你们有少数人拥护，但多数人没有争取过来，老工人没有争取过来。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工讲话，她既不是多数派，又不是少数派，她的话，批评多数派的做法不对，这对少数派有利，她的话可能比少数派的更生动、更说服人。刚才讲的是一个对群众的态度问题。你们去，是当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你们不要瞧不起老师傅，老师傅在工厂有威信。他们一下子与你们不一致，不要勉强一致。他们是有经验的，他俩要看行动，我刚才说到1947年的笑话，农民看你的态度，然后逐步变换。我那时用行政公署的工作组的名义下去，那里是老根据地，日本人破坏的很厉害，第一天晚上给我们吃糠窝头。他们看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地给我们改善生活。工人农民就是这样。他们看你的工作是不是给他们办事。我最受激动的是我们住在房东家里，他是一个中农，他侄子是一个贫农。当我同房东闲聊时，他侄子进来了，这时，我就出去把门扣上，突然听到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可能是好人。”我们已经去了两三天了，对他们的态度很好，他们还怀疑我们。你们到工厂去，一下子工人就会听你们的话？每一句话都会听你们的？不一定。
1957年我在一个城市联系一个工厂，我同他们关系很好，他们批评一些青年人，利用劳保，好吃懒做，不上班，占半天看病，医生看了没有病，他们就闹，医生就给阿司匹林；每次大扫除，从铺盖底下翻出的都是一包一包的药。他们本来没有病，不做工，拿了药不吃。我才晓得劳保条例这么糟糕。后来我跟他们说，中国有句成语：“船顺风走得快，逆风走得慢”，老工人说叫青年讨论，解放后生活这么好，他们不懂得。我走后，他们讨论了一个星期。劳保条例也有这样的规定：多少年工龄，在半年内做两个星期的工作，就可拿全部工资，再过半年又做两个星期的工作，又可拿全部工资。这样，做三四个星期的工作，就可拿全年的工资。我的一个熟悉的工人，说了我很多好话，我到他家去参观，他爱人在纺织厂工作，有病在家，我说很久了吧？她说：没关系，照拿工资。她不感到这样不对。前年我又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