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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许多是针对外族入侵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国家强盛起来。司马光的后台是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王安石的后台是宋神宗。后来宋神宗怕了，王安石也就下台了。
明朝的李贽，他的书我没有全看，《焚书》翻过一点，不多。上海新发现了一种李贽的《（四书）评》，已拿到北京去印，不久可以发行。厦门大学还发现了一部《史纲评要》，现正出版。他是不能忍受凌辱，死在监狱里的。
对清，也要很好做点研究。比如康熙，康熙是顺治的儿子。有人说顺治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顺治的母亲下嫁给多尔衮，多尔衮统一了全中国。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岁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群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质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要注意这些人，但不要过了，过了就要回潮，就又出来让步政策了。那来什么让步政策是绝对没有的，是反革命造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反对历史唯物论就来一个让步政策；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就来一个合二而一。让步政策实际是合二而一在史学中的反映。
同志们，我自己的历史知识也不多，你们讲得不够的地方，或者错了地方，我加以补充，少数地方加以纠正。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也向在座的两个写作班子的同志学习，向天津市的同志学习，我们共同学习吧！我可能说的有错误，有缺点，同志们允许我改正，不然，我以后就不敢来了，也不敢给同志们讲话了。我的话完了。
当薛清泉同志讲到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时，江青同志插话说：“那么远，她怎么去呀？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即便是有的话。”
东晋的刘昆也是爱国主义的。153） 江青对领事级以上外交干部的讲话
江青
1975。03。00
同志们：
刚才几位同志都谈了不少，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外交工作、说起办外交我是外行，从头学起，如同学英文A、B、C开始，许多事要向大家学习。和外国人打交道，“解放”前在南京、重庆、上海、北京都有过，但不似今天那么广泛，成为我们党不可缺的一件事，而时时都要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重视和完成。工作做不好，对世界都有影响，所以动一动不能不使我们考虑，我们所做的是符合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些，同志们都很有经验，我不过是将自己向××学习得来的一点体会或者是由于主席工作很忙，尽自己一个党员的责任，传传口信。就算是上情下传，也有许多问题，自己水平有限，理解不对，甚至错误，请批评帮助。
这一年来形势变化很大，事实证明了主席在六十年代初期，所作的关于“现在正处在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的伟大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主席明确指出“世界矛盾的焦点在亚非两洲之间”不仅指出未来革命的方向，同时也指明了革命策略性问题。我们只要能在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敢于斗争，不怕围堵、封锁、敲诈威胁，来自明的暗的干扰、阴谋和破坏，善于斗争，有灵活性、能谈得来也能打得来。时时有两种思想准备。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天下大乱中，围绕着革命原则，始终分清敌、我、友？团结谁？分化谁？瓦解谁？孤立谁？打击谁？以最大限度的团结，以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长期坚持有团结有斗争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立于完全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的灵魂和脊髓，是坚持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又必须使革命分几个阶段来进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下决心不断革命，还要依据革命的不同阶段，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制定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
在这个历史时期，根据这时期的特点，我们提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革命”的论点中心是人民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只能建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政党的建立与壮大，是要建立在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暴风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我们支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支持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侵略，因为这是发展民族经济、建立无产阶级队伍，进而建立领导着这个伟大阶级，进行革命的政党的必要手段。这是革命的初期阶段，而又必须经历的阶段。
殖民主义的崩溃，帝国主义的瓦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而也是前夜。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而独立。但不能摆脱本身由于社会不合理分配，所造成贫富不均带来的两极分化。而这种分化就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民族经济的发展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队伍的必要条件，也是点燃这星星之火的火源。不可设想离开国家独立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我们有别于机会主义，就是在于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的发展阶段论。从这个问题去理解这三句话（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对我们目前在外交上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道义上支持他们，经济上援助他们。他们正如主席对西哈诺亲王所说的“要军火，买，没有，送，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革命”。我们是无代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的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励行国际主义义务，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支援从来是具有相互作用的，我们支援了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反过来，他们的斗争也支援了我们。南非的反种族歧视游击战争，中东的反霸权斗争，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东欧为摆脱苏联控制的革命斗争，印度支那的解放斗争都已连成一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套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拉紧。使美帝苏修及其仆从无法抽手来对付我们。不仅使我们能得到一个和平环境高速建设我们的国家工业、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生产事业，同时也使我们能顺利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揪出刘少奇、林彪一小撮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横扫社会一切牛鬼蛇神，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增强了国防力量。在此同时，由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而我们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穷朋友”的身上，他们感激我们报答我们，我们虽然没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们并没有孤立。在我们进联合国问题上表决时，虽然大国声大势威，但无奈小朋友势众声亮，最后我们还是进了联合国，接着大国也登门来访。
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学习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大家知道，认识与实践是相依存，而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始终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内部。世界没有矛盾，世界就止步不前，“乱”是矛盾的激化，“治”是矛盾的暂时在对立中的统一。“乱而治之”，不乱从何而治？世界不乱反动阶级就有可能维持局面，残酷的贪得无厌的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而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在无声无息中不是被分化、瓦解、收买、利用，便是变质，以致灭亡，这是反动阶级所希望的，而我们所不愿见的。
尼克松访华，主席和他见面时，用大部份的时间在谈哲学问题，季辛格和总理几次见面，除谈中国和世界上的大事外，也谈到哲学问题。他们和我们看法上不同是不奇怪的。季辛格在谈话中流露出美国有意放弃亚太地区的看法，对这问题应该一分为二来看。我们认为季辛格始终脱不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范畴。他的基本观点有受它所维护的阶级利益的限制。因此他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解决当前国际上新的复杂形势下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季辛格同历代反动阶级的政治家一样只是一个冒险主义，而又是失败主义。尼克松和季辛格承认美国以往的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奉行的实力政策，在今天行不通，美国应该回到现实世界里，而不应继续涉足于干涉他国的主权和利益。季辛格本身提出保持势力均衡的论点，实际上是一种承认矛盾而又不积极寻求用斗争方式使矛盾在新条件下得到解决。相反的是用回避的态度来对待矛盾，其实这还是舵鸟政策。用回避矛盾来掩盖矛盾的存在。难道今天矛盾的存在只有在殖民地和被占领的土地上存在吗？而美国本身逃避得了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的退却和整个新老殖民地主义的崩溃是形势所倾，非指望靠一两个政治家能扭转。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这个时候抓紧时机，在不断揭露新老殖民主义的同时，坚持统一战线，包括对敌人内部的瓦解工作；坚持武装斗争，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伟大真理。坚持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一定可以弱国打败强国小国打败大国。最终取得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我们都是做外交工作，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同时又要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只要革命，我们一定支持到底。中国人说话算数，绝不会像美帝和苏修，丢掉患难与共的朋友，绝不会为自身利益与超级大国搞幕后交易，出卖朋友，更不会欺骗、敲诈、阴谋利用朋友，把朋友当替死鬼，换取自己不可告人的利益。
毛主席对印度支那的形势看得很清楚，对越南南方胜利解放后的形势也看得很清楚，主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