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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搞起个大串联不好，现在串联不好这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串连煽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现在去了，不了解情况，去了一头钻进去，要犯错误，错了还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是做错误的，不认错不行。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还打还手，骂不还口，自己拿着枪被人夺去也不打。要相信军队，固然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因为要揪军内一小撮，不管那个军区，说了点错话，就要揪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我讲行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谢：要查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报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象你们，自我批评象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