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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上空时不时的有飞机掠过，照例是乱丢一通。支前的人们拣到了几包空投品，那包裹里的大饼子还是热乎乎的。田野上立刻就爆发出一阵欢笑：“飞机嗡嗡响，给俺送干粮，慰劳解放军，谢谢蒋队长”。
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给解放军的伤员让道，无论大车小车还是扁担挑夫，大家都把平整的路面让给了担架队，担架队员们也走得小心翼翼，生怕有一丝的颠簸震动到了伤员的痛处。
寒风凛冽，气温很低，蔡智诚看见一位脸色苍白的伤兵，因为失血过多，即便裹着棉被也还在不停地发抖，于是他就脱下身上的羊皮袄盖在了担架上。这个“人道主义”的举动很快就被管理员发现了，他立刻十分兴奋地大声鼓动起来：“喂——呀！瞧瞧教书的蔡先生，人家自己也受了伤，却把皮袄子让给咱们伤员同志取暖，真是好样的，大伙给他叫个好！”
“好——咧！蔡先生，好样的！”
一时间，就连担架上的伤号们也抬起头来，努力地给蔡先生送上了感激的微笑。这些笑容使蔡智诚不由得面红耳赤，在这一张张苍白的、亲切的、“属于敌人的”面孔跟前，他突然产生了一种羞愧的感觉。
担架队员的年龄各异，体质也参差不齐。有个五十来岁的干瘪老头显得特别孱弱，所以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被换下来休息，和蔡智诚走在一起。
这老头儿姓秦，原本是宿县乡下一个半医半巫的“端公”，平日里只会跳跳大神或者开个草药方子什么的，从没有下田种过地、也没有干过力气活。宿县解放之后，政府规定十八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的男子都必须参加支前，能够免除民夫义务的只有专业技师、作坊工匠、商铺贩子以及学堂的学生和教员，秦端公既不属于技师也不属于工匠，扒拉来扒拉去就被编进了担架队，他多少比别人多懂一点医术，临时号个脉掐个人中什么的到底要比一般人强一些。
支前的待遇很公平，每人每天补助二斤粮、四钱油、六钱盐，每个月发一条毛巾一双鞋，弄好了还可以在军队上领一件棉袄当纪念品。但问题是秦老头抬不动担架，而且他这个当“端公”的还有个“忌讳横死”的规矩，害怕“冤鬼附身”，轻易不敢招惹战场上的阵亡者，因此也就不能够参加掩埋尸体的工作。这样一来，虽然同伴们都非常体谅他，但他自己却觉得十分惭愧，认为是个人拖了集体的后腿，所以就琢磨着要换个行当、另找个门路为人民做贡献。
秦端公的计划是跑到南边去做买卖——解放军来了以后，原先的货币制度就变更了，市场上只认北海币和银毫子，国民党的钞票不能用。但老百姓的手里却还有相当多的金圆券，大家总不能让这些东西都作废了，于是就把它们集中起来，委托几个跑江湖的贩子到国统区去买粮食，实际上就是搞走私。
“解放军让去么？”蔡智诚对这个行当很感兴趣。
“让去。在解放区不允许囤集物资，但拿着金圆券到国民党那边买粮食回来，人民政权欢迎着呢”
根据老秦的解释，由于淮海战役的战事时间长、参战人员多，淮北一带的粮食储备已经非常紧张。“十一月份以来就征了三道粮草，头一道是打徐州，第二道是打宿州，第三道是打黄维，接下去又要打杜聿明了，看样子还要征第四道”，“乡下的存粮已经耗光了，现在正主张倾家荡产为前线。乡亲们都指望打了胜仗之后过平安日子，可如果不赶紧想办法弄些粮食回来，有的人家打完了仗就只能去逃荒……”
秦老头干粮食买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乡民的吃饭问题，但这单“生意”却给蔡智诚提供了一个逃跑的捷径，这家伙灵机一动，当即表示：“秦老板，我和你一起干，我在五河县有亲戚，能搞到便宜的粮食，还能帮忙运回来”
“啊呀，那敢情好，咱们俩搞合伙、咱们俩搞合伙”，从来没做过买卖的老秦头顿时喜出望外，他哪里会知道，眼前这位精明能干的合作伙伴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2月13号的凌晨，天色尚未大亮，担架队就来到了宿州城。
宿县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津浦铁路上的重镇，素有“南徐州”之称，这里地处中原南北要冲，战略价值巨大，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秦皇灭楚之前，这里曾经是楚国最后的领地，而在二十世纪的国共大决战中，切断国民党徐州集团与中央大本营的联系、一举确定淮海战役最终格局的关键战斗也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宿县的西北是被重重围困的杜聿明集团，宿县的西南是行将覆灭的黄维兵团，而处于这两大战场之间的宿州城就是华野和中野的后勤补给中心。徐州解放之后，津浦铁路徐宿段被解放区的民工迅速抢通，来自徐州、郑州、洛阳，甚至济南、石家庄的军列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驶入宿县，列车带来了军械弹药、运走了伤员病号，使这座古老的淮北古镇变成了连接解放军后方和前线的重要枢纽。
但蔡智诚却对宿州的景观没有什么印象。还在路上的时候，就有担架队员告诉他“解放军在宿县抓住了张绩武”，这使得这位曾经和张总队长一起荣获战功勋章的国民党中校十分担心自己会在城里遇见什么豫东战役时的熟人。因此，从进入城门的那一刻起，蔡智诚就巴望着赶紧离开这到处是共军的“麻烦地带”，他觉得，如果能够在天亮以前就溜到秦老汉的乡下村子里去，自己的逃跑计划就极有可能成功了。
在解放军医院的门口，担架队的管理员显得十分热情，他一遍遍地感谢着大家，又一次次地邀请蔡先生进医院。他想让军医再仔细给蔡先生检查一下骨折的手臂，但心怀鬼胎的蔡先生却是百般推脱。
在当时，蔡智诚的心里烦死了这位罗里八嗦的共产党干部，而且也对解放军的战勤机构没有任何的兴趣。可是他并不知道，如果他能够接受建议掀开那扇医疗室的门帘，他将可以立刻见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孪生妹妹！
——命运的机会，就这样又一次和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擦肩而过。
1949年的元旦，蔡智诚是在淮河岸边的五河口镇度过的。在那些天里，他一直忙着帮秦老汉购买粮食。
五河口是安徽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当时属凤阳府治（现在属于蚌埠市），因淮、浍、漴、潼、沱五条河流在此汇聚而得名。这里的水运便利，航船向北可经宿县连接津浦铁路、向南可入长江抵达两百公里外的南京，是江淮地区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在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五河一带并没有受到战火的袭扰，但随着淮海战役的爆发，当地的环境也变得日益紧张起来。
蔡智诚是打着“为民众筹办粮食”的旗号、于48年12月15日离开宿县解放区的，跟他一起南行的除了那位稀哩糊涂的秦老头、还有十几个来自各个村庄的青壮年农民。这些憨厚淳朴的乡下汉子对外表儒雅庄重的“教书先生”深信不疑，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区公所、豪气万丈地拍着胸脯替“蔡老师”担保作证，结果愣是帮这个国民党中校搞到了通过战区封锁线的路条。
在那个时候，从宿县到五河口可以沿着沱河走水路、也可以走陆路的“灵五大道”（灵璧至五河），但这两条线路在当时都需要穿越战场，所以大家只好远走泗东和泗南（今江苏省的泗洪县），绕了个很大的圈子才又转了过来，因此也就多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事实上，蔡智诚虽然在村民的面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他先前对秦老头说的“在五河有亲戚，能够买到便宜粮食”的承诺倒并不全是假话——在那个他自己从没有去过的五河县里，确实有一家他从没有见过面的“拜把子亲戚”。
事情是这样的。蔡智诚的妻子名叫陈丽君，娘家是贵州安顺的药材大户。还是在清朝同治年间的时候，陈家的长辈在行伍之中结交了一位姓冯的拜把兄弟，两个人打“长毛”弄了一大笔银子，然后就离开淮军各自去开药行，陈家在贵州设起了门面、冯家在安徽也立起了柜台，打出的旗号全都是“自选川广云贵地道药材，密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因为是歃血为盟的结义弟兄，所以陈家的买卖有冯家的股份、冯家的生意也有陈家的权额，双方平日里从不相互盘查，只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各自把帐本和利润给对方送去。虽然两家的运气盛衰有所不同——陈家的药铺扩大到了贵州全省，冯家的店面却被战乱折腾得只剩下五河县的一间——但祖上的规矩还是依然保留着，几代传人亲密无间、彼此关照，就如同真正的亲戚一样。
蔡智诚以前只是听人说起过五河口药铺的事情，他自己并没有见过妻子娘家的“结义亲戚”，但冯家人却显然早已对蔡小伙子有所耳闻，个个都知道他是“陈家小姐从昆明兵营里追回来的毛脚姑爷”，所以一听说这位贵州女婿想在五河县购买粮食，立刻全都热情地张罗起来。
但这事情其实并不好办。五河口虽然是淮北粮食的集散地，可现在却紧挨着战场。镇子内外挤满了各地的难民，全都是来搞粮食的，而国民党军队也在这个时候实施了军事戒严，他们以武力控制住整个市场，强行霸占了大小粮号的水陆仓库，严格限制老百姓的粮食采购。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在夜里划着小船到河岔深处的偏僻村落去零打碎敲，今天找回来三斗谷子、明天弄回来两筐稻米，折腾了七八天也没能把秦老汉他们的粮袋子装满。
出于安全的考虑，来自解放区的民夫白天很少出门，全都躲在药铺的厢房里避人耳目。冯家有一台美国造的卡达特牌（KADETTE）四管收音机，那话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