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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等“蔡留学生”回到营房，姜键队长已经把休假手续办好了。长官命令蔡智诚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妇，“不把婚事办妥不许归队！”
就这样，46年的春节，蔡智诚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蔡老先生从来不曾后悔自己娶了一位聪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点埋怨刘盛亨没有让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几十年都不知道电影的结局”。
结婚休假期间，蔡智诚在遵义住了四十天，新婚燕尔的这段日子，并没有让他觉得特别快乐。
父亲蔡式超对时局不满，动不动拍桌子发脾气，甚至看见儿子身上的美式军服也觉得不顺眼：“没有自尊就不能自强，靠别人援助的国家成不了强国，穿外国衣服的军队太没有志气！”；
姐姐蔡智慧也显得很郁闷。有传言说，当接收大员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个什么女人，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苏州女子，新媳妇从照片上看很漂亮、却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妈妈对此事十分担心，找了若干个算命先生研究这个课题，结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让母亲感到难过的是，大儿子蔡智明的骨骸还没有找到，小女儿蔡智兰也没有下落，当时，家里人都认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却只有当妈妈的坚信自己的直觉：“幺妹肯定还活着，她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回不来”。
刚刚过去的一场战争，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日渐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未来的前景让蔡智诚忧心忡忡。
1946年的3月，伞兵总队移防到了南京，部队编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候，因为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被撤消了，伞兵部队就划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名称也由“陆军突击总队”改成了“空军伞兵总队”。
伞兵总队进行了整编，原先的二十个队合并成四个大队和一个补充队，新来了一大批步兵军官，部队的指挥层也进行了重大变动。各大队的主官全都是新调来的生面孔，个个都不会跳伞、更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而抗战时期训练出来的军官却只能担任副职，有的甚至被调出了伞兵部队——蔡智诚始终不大明白马师恭司令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举措的后果完全是颠覆性的：主官不懂业务，伞兵总队也就失去了伞降作战的能力，从此由一支特种兵变成了普通的轻装摩托化部队。
伞兵整编以后，蔡智诚被分配到总队参谋处，职务是参谋三科的附员。总队参谋处总共有四个科，二科负责情报、三科负责作战，“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全都集中在这两个科里。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一期留美学生的进修方向是“参谋业务”，留学之前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参谋阅历（顺便八卦一句：由陆军选送的黄仁宇先生也是这一期的“预备生”，他也是先当了一年参谋，然后才进了美国陆军参谋学院）——因此，总队参谋处的“附员名单”就成了留美预备班的花名册，如果有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当带兵官，就说明他已经被淘汰了。
伞兵总队的队部设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今解放军空军气象学院），四十多个“参谋附员”聚集在参谋处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工作太清闲，参谋们就不务正业。一帮人为了迎接“国民大会”，鼓捣出了一首“新中国伞兵”歌（后来还真的成了国军的《伞兵进行曲》），蔡智诚他们还被“三青团”借调出去，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46年3月的南京，已经和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几个月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45年9月的一百法币可以买两只鸡，46年1月却只能买两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够买两粒煤球了……人民群众的情绪从欢迎政府回归时的兴高采烈逐渐转变为极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连小孩子见到国军官兵都躲得远远的、现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这时候，南京城里每天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有以市民为主体的、也有以学生为主体的。
市民闹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业”。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厂，这些企业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日伪性质，但员工是中国人、车间厂房也在中国的地面上，抗战胜利后，只要稍加整顿就可以恢复生产。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自四面八方，“接收”行为就如同哄抢一样的毫无计划，这个收仓房、那个收原料，今天搬机器、明天割电缆，甚至出现了“一辆汽车五个人接收”的笑话（一个人接收车身，其他四个接收车轮子），经过这么一折腾，好端端的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终能够恢复运作的不到一百家。南京市里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业，生路断绝的市民们不得不走上了抗议斗争的道路。
而学生闹事，则是为了“反甄审”。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依然有“中央大学”等院校在日伪的教育体系下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回来了，国民政府就把“伪大学”撤消、改称“南京临时大学”，并且不承认“伪校学生”的学籍，要对他们进行“甄审”——“甄审”的办法就是考试，基础课补考英语，政治课补考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考试过关以后才能够重新入学——理工学院和医学院合并到上海的学校，其他院系则留在南京、并入“正牌的中央大学”。
这么一来，南京城里的“伪学生”们就不干了，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坚决不参加“甄审”考试，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丢失首都的责任不在学生身上，甄审的对象应该是政府的官员”。
46年3月，原“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正在南京述职，他因为“一二、一血案”丢了差事，正等着接受新的任命。这时候，大概是希望自己“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关将军看见南京学生闹事，居然决定亲自去校园训话、开展思想工作。
走进中央大学（当时叫南京临大），学生们正在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更是骂声四起。“关铁拳”一介武夫，说话全无遮拦，在昆明的时候就信口开河，说什么“学生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当兵的有开枪的自由”，结果被赶出了云南，现在到了中央大学，他登上讲台、开口就说：“和你们学生打交道，真比对付十万敌人还麻烦”，还说：“你们学生一张嘴，没道理也变成了有道理……”
学生哪里肯吃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们学生是讲道理的，你这个反民主的刽子手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然后，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骂得关麟征瞠目结舌、真的变成了“红脸关公”，最后只好跳下讲台、落荒而逃。
“关铁拳兵败大学校园”的典故一时成为京城的笑谈，弄得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关雨东的政治是弱项……”。可没过多久，老蒋居然任命关麟征为中央大学的教育长（关麟征也因此成为继蒋介石之后的第二任黄埔校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说句玩笑话——网上有人说，关之琳是关麟征的孙女。如果这是真的，那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前的老关不受大学生的欢迎，但若是换成现在，让关之琳再到大学校园里走一趟，绝对能把关家的面子找回来。）
关麟征去中央大学的时候，蔡智诚他们也在场，关司令被哄走以后，伞兵军官却没有走。大学生冲着他们喊：“军人滚出校园去！”，蔡智诚就报出自己原先的学校、专业、年级和老师的名字，并且说：“我们是军人、也是学生，大家都是中国的青年，总可以坐下来交流的嘛”，学生们这才不起哄了。
虽然不起哄，却仍然无法沟通。
蔡智诚的“说服对象”是工学院的学生，他解释说，自己在后方考大学的时候也考了英语和《中国之命运》，所以“甄审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学生联谊会的代表却认为，“甄审”的实质是对沦陷区青年的侮辱，必须取消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且撤换不称职的教育官员——双方各讲各的道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当时，蔡智诚只是觉得这些学生的组织性很强，很不容易对付。可他哪里知道，他面对的“联谊会主席”（王嘉猷）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更不会知道，会场上的43级机电系“谈话代表”竟然是未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当时是中央大学“反甄审”运动的骨干，王嘉猷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此，他执行的这项“说服工作”，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如果以为只有共产党人才懂得发动学生，那就错了。蔡智诚他们也是到校园里来“点火”的。
点火的契机在于东北。
抗战胜利后，东北就处于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把东北地区移交给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在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军，可是，一直到46年，苏联人都没有撤出的迹象。
46年1月中旬，“东北行营”的八名官员在抚顺被东北民主联军的散兵枪杀，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吁请苏联“约束中共武装”、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2月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条主张”，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东北民主部队”、要求“限制进入东北的政府军的数量”，却没有要求苏军撤出东北——这就给后来的“反苏反共运动”提供了口实。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