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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还会回来。”马丁·贝克沉思着说。
“乐观主义者，”科里贝尔说，“他绝对不会再踏上这块土地。”
“嗯，”马丁·贝克不同意。“我可没那么确定。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他具备一项到瑞典工作很重要的资产——他会说瑞典语。”
“是啊，他到底是在哪儿学的？ ”
“可能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可能是大战期间以难民身份在这里待过。总之，如果那个组织决定要在斯德哥尔摩重建分部的话，他一定非常重要。何况，他不晓得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他很可能会再来。”
科里贝尔偏着头，一脸怀疑。
“你有没有想过另一件事？ ”他问道，“即使他真的回来，甚至主动跑到警察局，我们也无法证明什么；他去过河岸村城又不犯法。”
“对，我们是没办法把他跟那场火灾联系起来，但是马尔默那个案件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说的是。但是那件事轮不到我们头痛。反正，他绝不会再回来的。”
“我还是不这么认为。我会要求国际刑警和法国警方注意这个人，只要他一露面就通知我们。”
“你去办吧。”科里贝尔边打呵欠边说。
第三十章
一个月之后，科里贝尔正坐在他瓦斯贝加的办公室里伤脑筋，思索着一个十七岁女孩儿的下落。经常有人失踪，尤其是女孩儿，时间大多在夏天。这些失踪者几乎都会再度出现，有的是一路搭便车去了尼泊尔，在那里盘腿吸鸦片；有的去为德国色情杂志拍裸照，身上多了几个钱；还有跟朋友去乡下度假，完全忘了打电话跟家人联络。但这一个似乎是真的失踪了。眼前那张相片上的女孩儿微笑着，他却沮丧地想着：也许她再度出现时会是在下水管里，或纳卡国家公园的某个池塘里，而且不成人形。
马丁·贝克在放假中，斯卡基不见人影，虽然他一定就在附近。
外头下着雨，清新干净的夏雨，洗去叶子上的灰尘，欢欣地拍打着窗户。
科里贝尔喜欢雨，尤其是一场闷窒燥热之后的清新雨水，他高兴地看着厚厚的灰云，云层偶尔会敞开，允许阳光穿过。他想到很快就可以下班回家了，最晚五点半走，五点半已经相当晚了，因为那天是星期六。
当然，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喂，我是斯滕伦格伦。”
“嗯哼。”
“我这里有个电报，不过上面的东西我看不懂。”
“是什么？ ”
“巴黎来的。刚翻译好。上面说：‘询及的亚沙利可能正由布鲁塞尔飞往斯德哥尔摩。航班号SNX3，预计十八时十五分抵达阿兰达机场。名字是萨米尔，持摩洛哥护照。”
科里贝尔沉默不语。
“电报是给贝克的，不过他在休假中。我完全看不懂。你呢？ ”
“我懂，”科里贝尔说，“真不幸。你那里有多少人？ ”
“这里吗？ 没人，就我一个。要不要我打电话去默斯塔分局？ ”
“不用麻烦了，”科里贝尔疲惫地说，“我会处理。你刚才说六点十五是吧？ ”
“十八点十五分。上面是这么说的。”
科里贝尔看看表，刚过四点。大致说来时间很充裕。
他挂断电话，又打回家。
“看来我得去阿尔兰达一趟。”
“讨厌。”葛恩说。
“完全同意。”
“你什么时候回来？ ”
“希望不会拖过八点。”
“快点回来。”
“当然，再见。”
“伦纳特。”
“什么？ ”
“我爱你。再见。”
她挂电话挂得很快，所以他没时间说别的话。他微笑着，站起来，到走廊上大叫：
“斯卡基！ ”
但是他唯一听得到的只是雨声，而雨声不知怎的，听起来突然不那么悦耳了。
他几乎走遍了整层楼才找到一个警察。
“斯卡基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 ”
“他在踢足球。”
“什么？ 足球？ 上班时间？ ”
“他说这场比赛很重要，他五点半以前会回来。”
“他踢哪个队？ ”
“警察队。”
“在哪里？ ”
“在津肯斯达姆体育馆。他五点半以前不用值班。”
这是事实，但于事无补。自己一个人去阿兰达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而且斯卡基也是这个案子的团队成员，只待利里贝尔一跟那位王麻子先生握手，斯卡基就可以接管周边状况一一如果事情会发展到那个阶段的话。因此，他穿上雨衣，走到停车场，开车到津肯斯达姆去。
外面白色的海报上用绿色的字体写着“星期六下午三点，警察运动俱乐部对雷玛松运动俱乐部。”高坡教堂上方有一弯美丽的彩虹，绿色的体育场上方也只剩蒙蒙细雨在飘落。泥泞的运动场上只见二十二位全身湿透的球员，周围则站着百十来位观众。气氛似乎很僵。
科里贝尔对运动毫无兴趣，快速打量过场内后，走到对面他看到的一位便衣那里，这位便衣警察独自一人站在栏杆旁，紧张得搔着手掌心。
“你是球队经理还是什么？ ”
那人点点头，眼睛并未离开球场。
“即刻把那个穿橘色衬衫的家伙弄出场外，就是刚刚被球绊倒那个。”
“不可能的，我们第十二个人都下场了，绝对不可能。而且，比赛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
“比分如何？ ”
“三比二警察队领先。我们要是赢了这场，就——”
“就怎样？ ”
“就可以……不，喔，谢天谢地……进入第三组。”
再等十分钟也不会是世界末日，何况这人看来那样痛苦难当，科里贝尔决定不去加重他的负担。
“十分钟不会是世界末日。”他和蔼地说。
“十分钟内可以发生许多事。”这人悲观地说。
他说得没错。穿绿上衣白短裤那队进了两球，赢了比赛，观众零星地拍手。这些观众大多是老球员，少数是酒鬼。斯卡基腿上被人踢了一脚，结实地栽到泥坑里。
当科里贝尔找到他时，他头发上有泥巴，喘得跟上坡的老蒸汽引擎一样。他看来一副彻底被击垮的模样。
“动作快，”科里贝尔催他，“那个王麻子六点十五分到阿兰达。我们得赶过去招呼他。”
斯卡基闪电般消失到更衣室里。
十五分钟后，他冲完澡、头发梳整齐，一身整洁地坐在车子里，在科里贝尔身边。
“那真不是人干的，”科里贝尔说，“被整成那个样了。”
“观众只给对方加油，”斯卡基说，“而且雷玛松是整个足球联盟里最强的队伍之一。我们要拿这个亚沙利怎么办？ ”
“我想我们必须先跟他谈一谈。我想我们抓他到警察局的机会很小。如果强行带他走，他很可能会大闹一场，吵得外交部来找我们茬儿，最后我们不仅要道歉，放人之后还得说谢谢。唯一的可能是来个出其不意，让他张皇失措露出底细。但是如果他跟传说中的一样精明，这招就行不通了。天知道这人是不是就是他。”
“他很危险吧？ ”斯卡基问道。
“是的，据说很危险。但对我们应该不至于。”
“先跟踪他，摸清他来这儿的目的会不会好一些？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
“我想过，”科里贝尔说，“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
他很可能会自己露馅儿。不然，我们也有可能把他吓走。”
他静坐一会儿后说：
“他很精明，又很残忍，不过或许还聪明不到哪儿去。那就是我们的机会所在。”
过一会儿，他恶毒地说：
“当然，大部分的警察也都不怎么聪明，所以在那方面我看是半斤八两。”
往北的交通很顺畅，但是因为时间十分充裕，科里贝尔就慢慢地开。斯卡基始终坐立不安。科里贝尔怀疑地瞥了他一眼，问道：
“你干吗？ ”
“我不喜欢这个肩带式的枪套。”
“你带了枪？ ”
“当然啦。”
“踢足球时带枪？ ”
“我比赛期间当然是把它锁在柜子里啊。”
“笨蛋。”科里贝尔骂道。
他自己身上没带枪，他已经记不清白己多久没带了。他是那种主张警察应该完全不带武器的人。
“贡瓦尔有一种可以夹在裤带上的夹子，不知是哪儿弄来的。”
“拉尔森先生搞不好比较喜欢带那种镀了镍的S&w 四四口径连发手枪，枪柄有唐沙拉艾维斯式凹槽，枪管长达八又八分之三英寸，还有镌刻的银色名牌。”
“有那样的东西吗？ ”
“哦，有啊，要价在一千克朗以上，重量在三磅左右。”
他们继续沉默地前行，斯卡基紧张而僵硬地坐着，不时舔舔嘴唇。科里贝尔用手肘推他一下，说：
“小伙子，放轻松点儿，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的。你知道那人的外貌，对不对？ ”
斯卡基迟疑地点点头，带点儿罪恶感地坐着，其后的路程都他在喃喃自语。
飞机迟了十分钟才降落，那是一架比利时航空公司的卡拉维民航机，科里贝尔对阿兰达和他那位热诚的同袍已经烦到要死，打呵欠打到下巴都快脱臼了。
他们站在玻璃门的两边，看着飞机滑向机场建筑物。科里贝尔就站在门边，斯卡基则在机场候机区五码内。这是例行的安全守备，两人不用商量就自动定位。旅客鱼贯步出飞机，零落散漫地向出口走来。
科里贝尔跟自己吹了声口哨。这班加飞航班载的显然不是等闲旅客。第一个走进来的是一个胖胖的黑发男子，穿着无可挑剔：暗色西装，雪白的衬衫，还有擦得发亮的黑皮鞋。
这是一位著名的俄国外交家。科里贝尔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