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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即位时，北宋经过神宗变法（虽然失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加之哲宗时代十五年努力，国家财政已经大为好转。面对充实的国库，赵佶接受了蔡京“丰亨豫大”的财政政策，大肆开建国家消费性工程。虽然至即位的第六个年头儿即崇宁六年（公元1106年），赵佶有所反省，罢免了蔡京并停建全部工程，但过了十年，他的炫耀冲动再起。这次不仅要用财力来表现，而且还要用术士来烘托气氛，双管齐下。
政和六年（1116年）春正月，赐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林先生，何许人也？温州人士，年少出家为僧，因守不住摊子，经常挨师父打骂，一气之下改了信仰－－转为道士。此时，赵佶所宠信的王老志死了，林灵素经人举荐顶坐了皇家牧师的职位。下个月，崇道的专门建筑落成，名曰上清宝篆宫。此宫设置奇特：外面挖了三丈深的环宫河，东面前一座景龙门桥，西面建一座天波门桥。桥的设计非常了得，下面通过船，而桥上的人几乎感觉不到－－所有的船连成了一条长龙。这条环宫河，称为景龙外江。在环宫河外，还设立了称为鹤庄、鹿寨、文禽、孔雀的各个小型专门动物园，各种其它罕见兽类也有数千只。环绕此宫，还设有民俗村、野店、酒馆、妓院，一派繁华。【注9】
造这两座桥的代价实在不小，此前所作的两座称为天成、圣功的桥突然坍塌，算是一场实验吧！为造天成、圣功两桥，调集了大量的民工，究竟多少今已不可考。史称“两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至少说明，农民的正常种地、收获受到了巨大影响。他做梦也想不到崇信道士及以前的大肆炫耀会同亡国联系起来。他很可能把自己想像成刘彻了。刘彻时代，也经常没事找事儿干，以避开可怕的简单重复。刘彻虽然受到了汉朝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见第十章第2节），但到了班固的《汉书》成书后，汉武帝就全面伟大起来。班固称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注9】北宋亡国后，曾有匿名诗人作诗讽刺该工程，诗曰：“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凄凉但有云头月，曾照当年步辇归。”
篡权者造神运动
对于符瑞的追求与人气的制造，赵佶确实有着与刘彻一样的风格。后世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赵佶为什么宠信童贯。殊不知童贯灭了方腊，又挂帅征辽，岂不是他的卫青么？
一句话：赵佶在政治风格上是处处临摹刘彻，力图制造一个宋代的“汉武故事”。
可是，刘彻的处境远比不上他赵佶。放下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掳到金国去的后来结局不说，只说在位当皇帝这一点，刘彻在位五十四个年头儿，比他赵佶多一倍。并且从十五岁（虚岁十六）就被推到皇帝的位子，经历可怕的简单童年，他受得了吗？所以，今天来看刘彻当然地比后来的赵佶更需要符瑞、人气、炫耀，尤其以炫耀补充瑞气，势在必行。
在他统治的中期，沉闷的无奈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尤其让术士栾大骗了一下子（差点把女儿许给栾大），很丢人。虽然杀了栾大，事件本身终是个不快的记忆。好在这时司马相如把临终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皇上呀，上泰山封禅，可是个大好事呀！”刘彻动了心，问大臣儿宽此事如何，儿宽说：“好事呀！这可是帝王的盛大节日，能给以后万世带来样板。”刘彻非常高兴，自己参考儒学典籍，制定起规则来。他嫌儒生们帮不上忙，就免了他们一大批人的官，从此也不信任那些专家学者了。
兴心封禅，顺理又改了年号，明年就叫“元封”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以十月为一年开始），刘彻认为要效法古人先鼓动士兵出发，而后解散军，再行封禅。于是，从云台（今陕西淳化）出发经五原（今包头市）
登长城。登长城的队伍浩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十八万骑兵，打着旗子，形成了千里长的行军线。
刘彻想以这个气势给匈奴单于一下子震慑，没想到匈奴不买帐，还把使节给扣下了。
扣就扣了，封禅的事照样搞，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再给外国人一个震慑。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都随汉朝的使者到汉朝来参观访问，刘彻大为高兴。从此，西方的使节来来往往，与汉朝热络起来。刘彻给他们演练了一次海上狩猎－－捕鲸、捉鲨的行动，让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看完后还大行赏赐。外国人一下惊呆了：“汉朝太富了，富得让人不敢相信，怎么给这多东西？！”
仅有厚赏还是不够的，还要摆开盛大场面：有摔跤表演专场，同时还有演大戏的专场，动物游乐也上了场－－各种罕见兽类大汇萃。参加表演的专业人员都有厚赏，设置酒池肉林，随便吃喝。打开长安的所有仓库，让外国人看看。西方小国的使节再次被惊呆了：“唉呀！不敢想像，不敢想像。汉朝竟然有这么丰饶的库存。恐怕我们今生今世也只能见这一回啦！”刘彻得到了彻底的满足。让外国人发呆，要比天降符瑞好上百倍有余。
自此之后，中国帝王大多好奢侈，与武帝的成功炫耀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符瑞虽然也常被提起，但总不如现实的炫耀更直接、有力地烘托瑞气。连隋炀帝那样的暴烈之人都相信这一点，其余及以后的大帝国的帝王还有谁不相信呢？只要时机成熟，终会有所表现。
杨广比刘彻幸运，他没那么压抑，也不求什么符瑞，信什么方术，只图现实的快乐。
刘彻等了半辈子才捞到一次炫耀的机会，而杨广在即位的第二年末就有消息说，突厥的启民可汗明年春天来朝见。杨广要搞一个浩大的欢迎场面，让启民可汗见识一下隋的强大、中国的富庶。
可是，此中困难也不小。他父亲文帝杨坚一向讲究节俭、清约，把各种杂舞杂乐全给开革了，乐户也全归入民间。为了征集到专业人才，杨广批准专门官员的呈请：把旧朝周、齐、梁、陈的乐家子弟全部列为乐户；并且，六品以下官员及百姓有音乐专长的，全部归入国家专门机构管理。于是，四方散乐全归京城洛阳，各种玩杂耍的也凑来了：海濑在路边池子来回穿越，带得满街是水；地面上各种龟、水人（不知为何物）、怪禽异兽随处行走。还有鲸鱼表演，人钻火圈，凡此等等。参加欢迎舞蹈的人都穿官方白给的锦绣彩衣。命令洛阳市及附近地区加班赶制，以致洛阳和长安的彩布都用完了，还完不了工。
杨广检视装备情况，大为高兴，兴致勃勃地说：“当时南朝齐国那么个偏安一隅小国儿，乐工曹妙达因精音律而封了王；我今天已经拥四海之内的天下，比他们可富强多了。你们乐工们听着：我给你们的富贵定会超过小小的齐国，努力干吧！”
一场上下同心的欢迎节目，在和谐的气氛中完成了。令人心醉的气氛，让主办者杨广享受到了成功的感觉。
他此时绝对想不到他会在十一年后灭亡。当政变者要杀他时，他还很坦然地问对方：“我有什么罪，值得你们要逼杀我？”
用鬼话加符瑞构造权力
清除任何不合作者
构造权力、确定秩序是所有开创一番事业的精英们的必须面对的课题，处理不好，精英就会跌成垃圾股票，一钱不值，还会成为别人累赘。王伦构造得不错，在晁盖出现之前，他就已经自成一局。王伦时代的梁山内部权力结构分明，对外也很有威慑力，没劫生辰纲之前的阮氏三兄弟虽然很英勇，但终也是惧怕梁山贼人，主动限制了自己的打渔范围。
王伦有他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不善于更广泛地与人合作。当晁盖、公孙胜、吴用、刘唐并阮氏三兄弟来投后，他害怕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力图把潜在的合作者清除出去。问题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对于晁盖一行来说，王伦成了不合作者。
怎么办？吴用看穿了格局：如果王伦明白，造就一个三方格局为最好－－以他王伦的地盘为第一投资，以林冲的武艺与声望（官方的旧头衔）为第二投资，以他这一方的财宝为第三投资；要不这么办，那么，王伦只有被清除，再无第三条路可选。
“合作有莫大益处”，应该是宋代的文化性共识。比较王伦与吴用，王伦显然是知识欠缺，而有准备地反对现行体制的吴用却可能对此格外留心。宋朝国家也不是没为合作付出过努力【注1】，只是没有多少人再愿为一个腐败的王朝卖命而已，况且嫉贤妒能的层层高官也不会给那些体制外的民间真才提供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呢。（王伦就是这样一个被排挤者）。宋朝将《六韬》【注2】列为《武经七书》系，是参加武举或尚武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学习书目。《六韬》开篇就是讲的合作主义精神。其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明白无误地指出；要合作分利于他人，独占利益最后反而什么也得不到。
托名吕尚的作者把合作带来的好处，说得很形象：“水的源深，流就不止息，水不止息，鱼类就能存活，此自然之理；树的根子深，叶就旺盛，叶盛就能果成，也是自然之理；君子之间情投意合，就能亲密合作，合作无间，事业必有大成，这是效法自然的道理。”
王伦不懂这个道理，被同类清除是早晚的事儿。不是吴用来鼓动林冲，便另有一拔人来清除这个同类。
除了吴用之外，最懂得合作道理的当然是宋江。他对被俘或骗到山寨上的人一概施以大礼，殷切希望对方加以合作的格局。他的合作主义精神既宽容又广泛，终于结成了来自不同方面的一个强大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