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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问他该怎么办，他说：“我指天发誓，您只要任用我尊卢沙为卿（副总理），楚国一定能强盛无比！”楚王被他的大话唬住了，就给了为卿的职务。
三个月过去了，他没什么特殊表现。
不久，晋国国君真地率诸侯军队进攻楚国了。楚王害怕，马上召见尊卢沙，让他出退敌之计。尊卢沙一听晋师真地来了，也吓呆了，迟迟说不上话来。楚王说：“你倒是说话呀！”，尊卢沙胆怯了：“晋国军队太厉害了，我看还是割给晋国些土地为上策！”
“什么？？”楚王一听，气得崩起来：“把这个笨蛋给我扔牢里去！”一关就是三年，最后削了尊卢先生鼻子并驱逐出境。尊卢沙对人们说：“从今往后，我是记住吹牛召祸了！”，从此再也不说话，一想说话，就捂一下鼻子，打住。
尊卢沙善说大话，并没有真本事。他虽然欺骗了楚王，作了高官，但终于在楚王急需他的时候暴露了真面目。于是，楚王割了他的鼻子并把他驱逐出境。
不过，宋濂的本意被人歪曲了。后来的注解者认为宋濂的文章是告诫个人行为的，即要谨言慎行，因为“夸谈足以取祸”。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文化传统中已形成了自觉的反言论自由的习惯。与宋濂同样提倡反对说大话的人，还有刘基、方孝孺。刘基【注1】著《卖柑者言》，批评当世。
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文章说——
杭州有卖水果的人，很擅长储存柑桔。所存柑桔历经一冬一夏而不烂，拿出来后很鲜亮。到集市上去，一分货能卖到十分价，很抢手。
我也卖了一只，剥开它，好象有股烟扑鼻而来；再看柑桔中间，哪有果肉，都成了败絮了。我责怪卖货的人说：“你这柑桔能用来奉祭、待客吗？真是欺人太甚了！”
卖柑桔的人一听，反而讥笑我：“我干这买卖已有好多年了，我愿卖，人家愿买。没见一个像你这样挑剔的。世上骗人的人多去啦，又不我一个人。你看看今天的高官大吏，有几个称职的，不都是在骗吗？别看他们装模作样，论到防盗、救民上就傻了眼；下面的官吏坏事干尽，他们也管不了。白吃公饭，一点羞耻心都没有。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你这个有学问的客官，不去责问他们，反而跟我这个做小生意的过不去。真是的？！”
我让他顶得一句话也没了。回去后，想了半天－－大概这个人像东方朔那样，表面装滑稽，实在是用笑话说正理。该是愤世嫉俗，用柑桔为借口评世事吧！
明代初期政治较为清廉，不仅与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反贪政策有关，而且更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戒大言、倡朴实的思想风节密切相关。但是，历史有其内逻辑，大话习惯由于由“正面人物”的形象化言说而一再重复。
人们可以防止尊卢沙、卖柑者所讽刺的种种“反面人物”、越巫等等败行者，但却很难从诸葛亮、范仲淹那类“伟光正”式人物那里总结历史教训。当然，方孝孺的做文与从政两相比较是个悖论，他终因政治大话葬送了建文帝的江山。（见第八章第4节）
这正是中国人史观的道德粗线条化，特别是为历史上杰出“正面人物”讳避的习惯，导致的一步步的更深的误读！
诸葛亮的形像化，无疑是这一误读的明证。明代话本的兴盛无疑对三寓言的理性价值是一个冲击，人们更乐意采取“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式的比附夸张历史，以致于在《三国演义》形成定型版本后，中国人再也分不清《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孰者为真了。关于诸葛亮七擒孟获与空城计的故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概不录，而《三国演义》却采录东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的七擒七纵故事，对王隐《蜀记》的“空城计”也一味化入。
当然，我们无须过责《三国演义》的文学性，而是努力寻找历史的本真并总结出有益的价值理性。
关于南征孟获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让少数民族认同蜀汉政权，而是要从南方取得丰富的战略资源。至于“南人不复反”，也不是事实。到了空城计一说，更接近“拉大玄”了。那个时间为蜀之建兴五年、魏之太和元年即公元227年，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到关中抗拒诸葛亮。
后人愿以这种公共文本式的大话来溢美历史人物，而忽略了他们崇拜的形象背后缺撼。而这种习惯性的公共文本式的大话，又来自他们所乐意倾听与记忆的主人公的大话。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代表了多少文人士子的梦想？已经无法计数。他的恢宏之论，
【注1】刘基（1311－1375），字伯温，元末明初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元末中进士，后弃官。著有《郁离子》，批判元朝暴政。元至正二十年（1360）到南京，辅佐朱元璋。明立，封诚意伯。《卖柑者言》为寓言之作，收录其文集《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成了后世欲成英雄的人们“醉里挑灯看剑…了却君王天下事”的知识并情感的一个来源。然而，诸葛亮的宏伟蓝图（即光复汉室）终于在大话下变成了泡影。
陈寿在《诸葛亮传》的最后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欲。”－－很客气地说明了诸葛亮大话的失败原因，并且这是长长的褒扬之后这么说的。既便如此，也不为诸葛亮的崇拜者们所接受。《晋书·陈寿传》竞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部属（参军），因马谡被诛而受到剃头（髡刑）的处分，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看不起陈寿，才有了对诸葛亮的贬低之语，云云。
后世经几代有名的大历史学家考证，终于证实了陈寿的学术清白：他不但没贬低诸葛亮，反而推崇备至，以在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编就的《诸葛亮集》为证。
问题出于在了哪里？出在了后世对所崇拜人物的“一贯正确”的感情上面，感情也就是粗浅条的道德观湮灭了历史的真实。
诸葛亮在隆中给刘备上了一堂战略分析课，刘备全盘接受。在设计方案的结尾处，他用政治大话鼓动刘备说：“要是按我的这一套办，不但可成霸业，而且还能光复兴室。”－－刘备想成为第二个刘秀的预案也全在此中。
大话的结果是战略性估计的错误。
刘备并非是为兄弟义气而一定伐吴，而是借题发挥，正如诸葛亮的南征主要目的在于取得战略资源一样。刘备伐吴的战略是高估自己并企求成霸进而复汉室大话的必然结果。孙权求和，刘备不许；诸葛瑾给他讲荆州与全国的得害关系，刘备不听。终于把孙权逼得向曹丕请降，终于把蜀国的实力消耗掉了一大截－－攻吴军队全面崩溃，死掉数万人，损失的辎重物资也难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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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终于为大而空的目标付出了残重的代价，称帝（公元221年）后的第三年，因第二年的兵败，既恨又羞，得病而死。
在此残败之下，蜀国的实际执政者诸葛亮本应放弃图谋中原以复兴汉室的计划，但他不能让自己的战略分析落空，要让那个大话继续作为一个神圣的目标存在。于是在南征（公元225年秋七月，刘备死后两年）后，不到两年（公元227年春三月）诸葛亮就兴师出关，屯汉中，准备讨伐中原。出发前，他在给刘禅的上疏中又一次地重复了那句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大话：“平定中原，复兴汉室。”第二年（公元228年）春正月，在街亭（今甘肃秦安县境内）与魏军交战，结果大败【注2】。
此后，又四次与魏国交战，但从战略上一直没形成有力的攻击态势，倒是魏军一度曾以汉中为战略目标而兵临城下。从建兴五年兴兵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八月）诸葛亮病死在军营，七年间蜀国的国力消耗殆尽。又由于诸葛亮以父辈的身份执掌蜀政，十七岁继位的小皇帝在十一年间几乎什么处理政务的本领也没学会，到了而立之年还是个庸人。刘禅也成了大话政治的牺牲品。
费文伟与姜维是诸葛亮死后蜀国的两位支柱性人物，见多次兴兵未达效果，费文伟开始反省，他对姜维说：“以诸葛丞相的才能尚不能平定中原，我们更差远了。我看不如采取守势，保民守土。至于什么功业，只有等能人出现之后再说；千万不能抱侥幸的心理，试图通过一役定成败。侥幸一搏，又取不到必胜的效果，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是姜维听不进这样的劝解去，以自己有智勇而自负，他坚持着诸葛亮的政治大话。碰巧，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春正月）费文伟为魏国降将郭循刺杀，姜维再也听不到反对意见了。在费文伟死后不到半年内（夏四月）就展开了对魏的军事进攻。去包围狄道（今甘肃临洮南）。
【注2】街亭之役：三国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攻魏，扬言由斜谷道攻郿（今陕西县东北），使镇东将军赵云等为疑兵，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自率大军从西路扑向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魏明帝遣右将军张郃帅兵马步骑五万拒亮，而亲至长安督战。马谡好论军事，亮用为参军，使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张家川西北）。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裨将军王平屡谏不听。郃绝其汲道，遂大破之。时赵云等亦败于箕谷，亮进无所据，乃退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上疏请自贬三等。后主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此时，至亡国仅仅还有十年！
诸葛亮军事才能有限，但却不允许任何人提意见，由打击廖立一案可见一斑。这也是他好为梁父吟所形成深层意识的一种反射。
廖立是刘备担任荆州牧时的私人助理，颇有才干，不到三十岁就做到了长沙太守。刘备入蜀后，诸葛亮镇守荆州，孙权派人见诸葛亮，问他刘备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