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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一个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要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本是道家修练的成语，竟成了官场专用语呢？
二哥在《水浒传》中总的来说还不算过分，只是为了儿子的快活，还没把心肝宝贝安排到军政要职去，就让后来有眼光的“看官”很认可了。不知施罗二人为什么不涉及高俅安排亲信任要职的事情，而只写了这么个“小错误”。
也许还挺同情这位穷人出身的太尉吧！
其实，那时考试制度不健全，完全可以设立个“管理干部学校（院）”，让无法通过正式考试考上的能人通过在职培训或带薪上学，获得学历。像高球这么聪明的人，别说进管理干部学院了，就是拿个在职硕士、博士的也不成问题。
《水浒传》写到高俅一定替儿子谋林冲的娘子，让人有点不可理喻。但细细想来，施罗二人省了写高俅安排三亲六故的笔墨，用到陷害林冲上去，也颇有道理。
高俅一直在幸福的成功感里顺顺美美地生活。对于他来说，除了皇上的位子不敢想外，其它的都小菜一碟。
不过，“丧心病狂，生于极热”。高俅的幸福感的维持成本，不仅是牺牲了林冲的家庭、仕途还牺牲了林冲的朋友陆谦，使得陆谦先是不顾交情地去下套，而后终在私事公办的过程中丢了牲命。要是轮到现在，陆谦追悼会的掉词也难写了。说他坚决执行命令，和歹徒英勇博斗，以身殉职吧，不太合适，毕竟他办得是高太尉的私事。说他一切为了上级或同事吧，又设法说实情。
陆谦确是个冤死的无奈鬼。整个《水浒传》没比这个人再冤的了！
起初（第七回），林冲一怒之下，“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到第十回（）时，林冲先杀差拔（戳倒，最后又补了一刀），再杀富安，最后才杀陆谦。毕竟陆谦心中有愧，在差拔被杀之后，在富安被杀之前叫了声饶命。到最后林中抓住陆谦活口时，两人还一来一往地对了话。
杀了陆谦还不解恨，竟把心肝掏了出来。
此恨何由？全是二哥一人追求幸福感造成的。
整个《水浒传》大大小小人物无一不陷入无奈之中，无奈之重又陷入不幸，惟有二哥高俅幸福地生活着。他落到梁山好汉手的时候，也不是陆谦落到林冲手里的下场。
陆谦真可悲！二哥真幸福！！
做贼与做官的辩证法
高俅对朝廷招安政策，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朝廷迫于辽兵加境，有意安定国内，便选取了招安之策。在殿前太尉陈宗善奉诏往梁山之前，高俅登门拜访，说了招安不成，立即加兵的策略。
第一次招安因朝廷言词不周与李逵的大闹而告终，高俅来了动武的机会。在童贯兵败后，他出征了。三次交战，三次残败，最后被捉上山去。此前已有释放高级俘虏的先例，高俅自忖不至于死。虽有林冲、杨志两位直接受害者的怒目而视，他也惧怕了一些，但终归是小人得志的品质底子，喝醉了，要露一手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兄弟，也会相扑…”
结果当然是高俅败了。但此中有一点，含义精妙，既便身为败将，也不会有什么深恼重羞，不亏他那二哥的本质——“幸福地生活着。”与梁山那些同为闲汉出身却充满正义的草莽英雄比，高俅既无职业道德感也无社会正义感。在《水浒传》描写的那个社会里，非不如此，就过不上幸福生活，就会陷入无奈与不幸。
二哥何以幸福
二哥就是二哥，所以他比林冲、杨志都幸福，尽管林冲与杨志的出身都比高俅的出身好。
高俅虽然口口声声答应了为梁山好汉寻求招安机会，但他内心却只一个真实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只有吴用看透了高俅的心思，才帮宋江另寻出路——找皇帝的情人李师师去。
在宋代的招安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两头骗”的现象。朝廷让招安某团伙，负责招安的官员，向朝廷说：“哎呀，贼寇太强，条件太苛，不好一时招得了安。”转过脸来又对想招安的人说：“向朝廷再加码呀！你们有条件。我办成了，得多给好处。”
于是，官员成了草莽英雄与龙庭天子进行交易的中间人，收入不菲的交易人。
高俅没心帮梁山好汉招安，也不想从中捞得经济利益，但想得更多：不能和这伙人达成一致，一旦他们成了皇上重用的人，便真正地成了自己的敌人。
为一生的幸福生活，他还得谋算，如何对付放下刀枪的敌人——未来同在庙堂争功的敌人。他知道想招安的人对他再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正统与降将总有心理上的差异。岳飞的孙子岳珂记载过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以说明问题：
高宗时，受招海寇郑广屡受群僚冷眼，拿他这个上司不当回事。有一天，他终于急了：“我这个粗人也会写两首歪诗，有一首让大家听一下：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第四章英雄们的空手道
大话如酒，能成事，也能坏事。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把说大话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至少当成一种志向来表达，而无意从说大话来带的残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孔圣人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对他是一种危险。他自认为是文王、周公的道德上的继承人。大话终于随着一声：“泰山坏了梁柱摧了，哲人将死”的沉重叹息，翻过了一页。
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误读点评
◎与秦桧的历史声名相反，诸葛亮在明代以后（以《三国演义》为标志）成了大大的忠臣，他有“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他有“六出祁山”的征战，然而，人们忘了：偏居一隅的王朝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和平，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熟读《三国志》还是对演义津津乐道者，都没有明白这样的道理：蜀国之亡，亡于诸葛亮的大话。
●人们津津乐道于民间谣谚，自古至今都如此，却不知道它是社会变化的风向标。居于高位者蔑视谣谚，却不知道它是无权者们发出的暗箭，当暗箭射穿了道德屏障时，崩盘的灾难也就来了。
可惜，中国人从未从中悟出什么！
◎《水浒》写史的作用，早已被伟大的先哲们所洞悉，他们甚至称“天下义理不在朝廷，在水浒！”殊不知，水浒的英雄们的思维方式仍是朝廷思维的一个翻版或按某个比例尺缩成的复制品。
当人们高唱：“路见不平一声吼！”抒发胸中积郁时，却忘了宋公明效法宋徽宗，用符瑞为自己的权力构造神秘的合法性。
大话如酒，能成事，也能坏事。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把说大话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至少当成一种志向来表达，而无意从说大话来带的残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孔圣人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对他是一种危险。他自认为是文王、周公的道德上的继承人。大话终于随着一声：“泰山坏了梁柱摧了，哲人将死”的沉重叹息，翻过了一页。
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连年征战，直把个蜀国折腾得财政上捉襟见肘，政府与百姓上下交怨。大话，葬送了一个本可偏安一隅的王朝。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背后却是割舍不掉对自己那个利益集团的关爱与患得患失。终于，庆历新政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妥协，归于失败。他的忧乐观终于归成大话。
正统的历史版本不断吹虚这类大话，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后人的误读。一次又一次地，使后人复哀于后人也！
到了元末明初，终于有一位叫宋濂的著名文人反省到政治上说大话的后果，以寓言体写了一篇名为《大言》的文章。他虚托一位复姓尊卢单名沙的人，以此人的“经历”为主线，指出了说大话的恶果。
宋濂写道（今译）：
秦国有一个叫尊卢沙的人，经常以夸张的手法大肆宣讲自己有奇能，以致吹得自己都相信自己奇能无比（－－由欺人而自欺！）。秦王不用他，还嘲笑他。他对秦王说：“您别笑我！我到楚国去发挥我的才干。”说完，打点行装，轻松快乐地南行了。
到秦楚边境，楚国边境上的关员把他给拘留了。尊卢沙说：“你们可别这么对待我，我是来给你们楚王当老师的！”关员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楚国首都。楚王的外交大臣把他安排到国宾馆住下。过了几天，外交大臣满脸堆笑地问尊卢沙：“先生不小瞧我们这么个偏僻的小国，不畏路途遥远，将为楚国的强盛出力，令我佩服！见面日子短，我也不敢推心置腹地与您交谈。别的也不敢讨教于您，只想问您一下您将怎么辅佐楚王？”尊卢先生一听，便火了：“这么高级的秘密，怎么是你这种人可知道的？！”外交大臣吓坏了，敢快把情况向名叫瑕的上卿（相当于副总理）汇报。副总理会见尊卢先生，像对待大臣（部长）那样对待他。他又发怒了，声称要告辞。副总理很害怕，怕国王追究他不尊贤材的过错，急忙向国王报告。
国王一听，马上召见。尊卢先生不动，使者跑了三四回。他才答应见面。见了楚王，只行长揖之礼并不跪拜，并对楚王高声说：“楚国东有吴越，西有秦，北有齐与晋，都对楚国虎视眈眈，不久前，我经过晋国边疆地区，听说晋侯正在图谋进攻楚国，杀了白马、摆了仪式与诸侯会盟，声称：‘不给楚国造成灾难，大家以后就不见面了！’人家都投璧祭河了，您还睡大觉？！”
楚王问他该怎么办，他说：“我指天发誓，您只要任用我尊卢沙为卿（副总理），楚国一定能强盛无比！”楚王被他的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