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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找不到正式借口，就找“斜荐儿”。他说的“杀首子以荡肠”的话，很不成体统。于是，下诏说：“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引胡杀首子，非所宜言。”
“非所宜言”四个字要了王章的命，王章被在狱中处斩。一颗忠诚的心停止了跳动，一颗聪明的大脑离开了躯体。
“非所宜言”是什么意思？
第一层可曰：说了不该涉及的事情；
第二层可曰：说话者的身份不合适。
这也更加重了成帝的人格分裂症。刘向再次劝他保刘氏江山、防卫王氏坐大，他只是唉声叹气，而无力改变，喃喃地说：“你不必从说了，我会考虑这个问题”。在另一端，他又对重病在身的王凤许下政治诺言，继续重用王氏，答应用王音接替王凤的职务。
那是一个整体患有精神性疾病的时代，不惟成帝如此，后来夺取了权力的王莽也病态明显－－朝令夕改，心血来潮，凡此等等。
“非所宜言”是汉律中一个很特别的罪名。从法学角度讲，即没有特定的要件，也没有内容限制，更没有可类比的法规为参照，所以可任意解释。说穿了，它就是一条想法不让人说话的法律，功能就是堵嘴，用来威慑那些敢说话的人和被允许说话有超了规定范围的人。
成帝虽然解了一时之恨，但总于心有愧。
然而，还是有人敢和他较真，在王章被杀了头约九年后南昌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梅福（也在冬天）给皇帝上了书，指责他“现在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建议，反而大肆杀害这些人。”并力陈天下的人以进言为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等等。成帝胆怯了，已经听不进这样的建议去了，只当这个小官什么也没说。好在，没有以“非所宜言”来处置。
说了不该说的是要掉脑袋的
【注4】五凤（？－公元前22年）西汉大臣。字孝卿。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汉元帝王皇后之弟，元帝永光二年（前42），袭父爵为阳平侯。建昭三年（前36），为侍中卫尉。成帝竟宁元年（前33），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倚太后，以外戚辅政，专权蔽主，王氏之子弟分据要官，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几满朝廷，京兆尹王章劾奏，他上疏请退，太后闻之，为之垂涕不御食，帝不忍，乃使复起视事，使尚书劾奏王章，章竟死狱中。自是公卿侧目视之，辅政凡十一年。病卒，谥敬成。
不过，这在更深一层上加剧了成帝的人格分裂。又过了两年，仍是冬天，朱云当面跟他较起劲来。
槐里县令朱云上书请求召见，他当着朝臣的面说：“你们这些人，对上不能帮君王解忧，对下不施惠于百姓，都占着官位白吃饭。我请求皇帝给一把尚方宝剑，杀一个奸佞大臣的头，以警余众！”。成帝忍着性子说：“杀谁呢？”
“杀安昌侯张禹。”朱云直率地说。
张禹是皇帝的老师，要杀他，不等于打皇帝的耳光吗？成帝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么小的官儿敢诋毁朝廷大臣，罪死不赦！”御史们赶忙押朱云出去，但朱死死抓住宫殿的木栏杆，一下子把栏杆也拉断了。朱云被往外拉时还高呼，和皇帝叫板。在场的一位军事高官－－左将军辛庆忌深受感动，恳求皇上免朱一死，还为朱云辩解：“他是个以正直见称的人，如果说对了，就不该杀他；如果说错了也该宽容他。臣下我冒死一求！”直到叩头叩得前额血流如注，成帝怒气才消，算免了朱云一死。
真奇怪，既然允许人家上朝，当面表达意见，又不允许人家真实地表达。不是人格分裂，又是什么？更奇怪的是，等到后来宫内工匠们修理栏杆时，成帝竟然说，栏杆还用旧材料，不换新的，用它来表彰敢直言的大臣。
表彰什么？不过是做个样子。王莽看透了汉家的这种性格缺陷，开始了化装表演。他知道汉家已丢完了信誉，民心不再，他要去收拾。在朱云拽坏栏杆的三年后的又一个秋天，王莽除掉了卫尉（中央警卫局长），进入了权力中心。
……
历史内在逻辑又常常具有讽刺性！在王章因“非所宜言”丢了命之后，竟然还有人自称就是愿意说不该说的话。此人是曹魏末年的嵇康。嵇康的文章优美壮丽，喜欢谈论老、庄之学，更尚标新立异。嵇康与阮籍阮咸叔侄、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并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放达，实质上是对他们所生活的反义社会的一种抗议行为。他们无力正面与反义社会对抗，也无法表达一个正义的文本，于是冲决礼教与常规便成了回击反义社会虚伪性的选择。
阮籍任步兵校尉（相当于陆军司令）职时，出了一个逾越礼法的大事故。他正下棋时，有人告诉他“你母亲去世了。”。阮籍不动声色，对方说：“别下了，你回家奔丧吧！”阮籍不答应，非要把棋下完。在戴孝期间，他仍饮酒不止。有人向大将军（军队最高首长，总司令）司马昭告状，司马昭因爱他的才华而未追究。
刘伶喜欢喝酒，只要喝，就喝他个昏天昏地暗，后面长跟着一个扛铁锹的人，以便按他的嘱托，醉死在那儿就埋那里。当时的士大夫高相效仿，以刘伶为贤人，以他的行节为“放达”－－潇洒无羁。
这七个人放匡不羁，嵇康让人“不可理喻”的程度最高。好友山涛（字巨源）举荐他来替代自己的职务，没想到他竟然给了对方一封绝交信。按理说，人家给官职，求之不得，要备份礼品，登门道谢；至少，也得表示一下谢意，比如写封感谢信让仆人送去，等。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信中说：“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世不止此事，会为显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坦言自白：我就是看不起什么成汤（商之开君主）、周武王（周之开国君主），周公旦孔夫子在我眼间也不算什么东西。
一句话气坏了当政者。
当时留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故的大将军司马昭，对嵇康拒官、绝交的举措大为不满，要是把汤武二位圣王放在眼里，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君子能让你嵇康称是呢？周孔这样大贤人，你拿着不当东西，就别说我这魏国首辅了！
正好赶上嵇康的朋友吕安出了家乱，司马昭顺便也把嵇康牵扯进来。嵇康不为吕安辩证还好，一参与连本主也倒了霉：两人一同处斩。钟会在这次政治屠杀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向司马昭建议：“他这样名人，言论放荡，扰乱当今的教化，正该借此机会除掉。”
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在此之前也想结识嵇康这样的名士，不惜屈身往嵇康家去拜访。他去时，嵇康正在两腿衩开，坐在地上打铁，连个起码的礼节也不施给钟会。钟会见他不搭理自己，便悻悻然离开。临出门时，嵇康问道：“听见什么而来，看见什么而去？”，钟会回敬了他一句：“听到所听见的而来，看见所看见的而去。”从此，对嵇康怀恨在心，以后再借故杀他，也就不止怪了。
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
在权力的高压下，“非所宜言”之言变得越来越少，历史的失真程度也就越来越大。在历史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更倾向后者，一旦历史道德所反映的真实性难以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时候，权力的介入就成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且，毕竟社会道德的标准版在历史时段如某朝、某代是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的。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解释传统资源，如同《礼记·王制》对四种罪行“诛不以听”（不经审判就可处死刑）形成了诛杀“非所宜言”者的历史判例一样，《礼记·中庸》所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的原则也成了权力阶层要求历史道德服从政治威权的依据。桓温有权要求孙盛修改记录枋头战役失败的《晋阳秋》，苻坚有权烧毁记录其母亲“作风问题”的原始资料，凡此等等。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夏四月，大司马桓温决定讨伐前燕，率徐、兖、江、豫四州刺史共带五万兵力进抵前燕枋头（今河南浚县）。枋头乃军事要冲，原称枋堰，为曹操当年围攻袁尚于邺而建的军事拦河设施，其地处后被称枋头。前燕深知该地的重要性，一旦丢失，南部门户洞开。于是，赶忙向前秦求援，答以割虎牢（今河南荥阳）以西土地给前秦为出兵代价。前秦答应，计划派两员将领率两万人与前燕组成抗晋联军。九月，前燕先锋一千骑兵与晋军遭遇。先锋官慕容宙挑出二百骑兵挑战晋军，其余分三路埋伏起来。二百骑兵佯败，引诱晋军追击，埋伏的骑兵突出，把晋军杀败。晋军初战失利，士气受挫。稍后，又有几次交战，桓温没能得手。此时，晋军粮食储备殆尽，前秦援军又赶到，桓温决定急速撤军。由于行动仓促，导致秩序混乱。前燕只以八千骑兵追击，就把晋军的士气打没了。加上路上有伏击者，在襄邑（今河南睢县）一交手，桓温就损失了三万人马。溃退到淮城（今安徽毫州）又遭前秦军截止，勉强应付，算逃了一命，收敛散部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驻扎下来。所幸，燕晋联军没再往南追，让桓温有了喘息机会。
这种大败对桓温这种名将来说是无法言表的耻辱，更是他取晋而自代计划的意想不到的灾难！他要设法为自己开脱，使把罪责强加给豫州刺史袁真－－他责成袁真凿石门以通水运（运军粮），工程未完，粮食用尽。桓温上奏，要求贬袁为庶人。
袁当然不服，因为这是主将布置失当造成的，为了反击桓的霸道，袁不仅在上表中自洗罪名，还揭发了桓的种种罪状。朝廷知道桓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惧于桓的实力，不敢答复袁。袁一气之下将据守的寿春（今安徽寿春）献给前燕，自己也投降了。
而整个事件之所以能真实地保留于历史之中，完全在于《晋阳秋》的作者孙盛“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早在桓温逼迫之前就抄了两部《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