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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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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副司令做靠山,阎锦文行动起来自然应心得手。于是,当杨虎将这一艰巨的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时,阎立即承诺,并说保证完成。从此以后,阎锦文每天带领若干警备队员全副武装到虹桥疗养院作例行巡视。一进大门,这一帮警备队员就横眉竖眼的,“找碴”,声色俱厉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宁。可是他们一到张澜、罗隆基的病区,行为就有所收敛。尤其是阎锦文显得彬彬有礼,并向张、罗二位先生问寒问暖;张澜、罗隆基深感诧异,未敢和他攀谈。又过了几天,阎进一步向张、罗透露有营救他们二人之意,并将杨虎致张澜、罗隆基的亲笔信及杨夫人田淑君在上海环龙路住所的电话号码向张、罗出示,张、罗至此才深信不疑。
  在上海解放前夕,阎锦文一日两次向杨虎汇报营救张澜、罗隆基计划的执行情况,杨虎则向阎锦文面受机宜。杨虎并推荐两名亲信潘云龙、庄儒伶到上海警备大队充当队员,以协助阎锦文完成营求张、罗的任务,以便使张、罗尽快脱险。
  1949年5月中旬,时局越来越紧张,一些官员显得慌恐不安,上海市内一片混乱,从远处已隐约传来解放军的炮声。而且这炮声日近一日,其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就在这紧张的时刻,5月24日上午,阎锦文突然接到解押转移张、罗的命令。押解地址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一旦到了看守所,不是被杀害,就是要转移到台湾,而营救的任务就更困难了,甚至很难实现营救任务,到那时就是插翅也难飞了。于是,阎锦文立即驱车去找杨虎请示该怎么办,但杨虎此时却不知到那里去了,根本找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想办法和田淑君接通了电话,田在电话里说:“要将计就计,迅速转移,今晚12时以前必须完成营救任务。”转移地址仍为环龙路杨宅不变。
  人夜,阎锦文全副武装,亲自驾驶一辆军车,带领潘云龙、庄儒价等武装队员来到虹桥疗养院,声称奉上级命令要移解张、罗,大夫护士那敢抗拒,眼看武装士兵将张澜、罗隆基押上汽车,迅速离开疗养院,驶向黑夜。第二天,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进入市区,张、罗二人来到杨虎住宅,在解放军保护之下安然脱险。
  杨虎掩护民主人士脱离蒋介石的虎口,算是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被请上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四十年代后期,杨虎确实做了若干有利于人民革命的事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解放以后,共产党将杨虎看成好朋友,像对待其他起义将领一样对待他,执行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政策。并在北京前门外给杨虎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的住所,每月发给他三百元生活费,汽车随要随到,使他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但是,杨虎对这种破格的优待仍不满足,他还想当全国政协委员。有关方面考虑他民愤太大,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因为如果当了政协委员,就有可能见报,一旦见报,既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但杨虎不甘寂寞,也不听劝告,终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一天,他在东单无意中发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的许某,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得悉此人解放后流落江湖,靠测字,算命,看手相为生,可谓穷途潦倒。杨虎以上峰自居,约其到家中细谈。许某便乘机在杨虎面前极尽献媚取宠,造谣惑众之能事。杨虎亦在许某面前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二人情投意合,相逢恨晚,反动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后,杨虎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向台湾当局与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写信,要求他们从福建和东北两路出兵,以夹击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此信若投寄,容易败露,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侨,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杨虎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日侨无意为他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到海关,这位日侨便主动地向中国公安部门交出了信件。于是,杨虎叛国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北京公安局乃将杨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罪行。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他在法厅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和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杨虎此时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杨虎监外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不久,杨虎即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
  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黄现邵元冲、吴忠信、冯玉祥、张学良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与一些人物结成金兰之好,他的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利。在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以“情义”为外衣,结交盟友,为我所用,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又背信弃义,甚至与“义兄义弟”反目成仇。如他在对待许崇智、冯玉样、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态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情义”二字的态度。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了几十位义见义弟,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前恭后倡,并不是对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有些结拜兄弟,蒋介石是始终不忘结义之情并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义兄陈其美、戴传贤、邵元冲等人。在这一类盟兄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随蒋介石时间最长的人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
  张群和蒋介石最早相遇,是1907年在保定军校,当时两人一个在步科,一个在炮科,相遇而并不相识。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出生于长宁。小时候人家馆课读,后来进了华阳中学。当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张群在学校里阅读进步报刊也受到影响泅往投笔从戎。这时候清廷陆军部开办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于1906年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接着到北京参加会试,受到学堂督办段棋瑞的亲自召见。入学后他习步兵,编入步兵二队。第二年学堂选送40人去日本深造。张群与蒋介石同列其中。
  1908年春,张群和蒋介石等人同船东渡赴日,两人在船上互相照拂,友谊日增,张群决心,改变自己所学,而与蒋同习炮科。因为蒋介石早一年曾经来东京清华学校学过日语,有不少同乡熟人,所以在振武学校里显得比较老成,张群也就处处跟着他转。这年,张群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且经黄郭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后称“成成团”),投身到反清革命活动。
  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加紧筹谋在江浙起义,张群到了上海,便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活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都督,张群任都督府军务处军械科长。他有意攀缘,与黄郭、蒋介石两位“兄长”换谱结下金兰之盟,这对他以后的政坛生涯具有深远影响。
  1925年,蒋介石在广州经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表、杨希阂叛乱,又把许崇智驱往上海,一跃而居于军事首领之高位。接着国民政府筹谋北伐,他又被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春风得意”,亟需各种人才,遂就将义弟张群请来广州,授予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辅助自己。张群在数年间走南闯北,在中央和地方多次出任官职,虽无多少政绩可言,但他学会了政坛宦海的谋官之道,谦恭待人;贪敛有度;遇事则察言观色,顺从上司;因此他在哪儿都能混得下去。张群正是带着这些谋官之道,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甘于在蒋介石麾下谋职的。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张群、黄部等人也联袂下野,与蒋介石同进退。张群还陪蒋介石住在奉化溪口,静观待变。后又陪同蒋介石东渡访日,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更加深了“兄弟”间情谊。他陪同蒋介石遍访日本军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联络感情,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仪则、参谋总长金井花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表蒋介石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人士保持联络。
  1928年,为了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派,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游说,反复劝喻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这年12月底,东北三省终于易帜,张群总算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本来与蒋介石是同窗加兄弟的张群,却绝口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他对于蒋介石恭顺有余,不求闻达,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因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1928年11月,张群出任参谋总长,1929年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一要职。
  张群深知蒋介石专断骄矜的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因此处处曲意奉迎,唯唯诺诺。他虽有新政学系头目之称,但新政学系成员都是忠诚于蒋氏、为蒋所重用的党政要员。张群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也没有自己的纲领和原则,而是“各显神通,向蒋攀援”,所言所事,无不揣摩蒋的意愿和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是瞻,所以深得蒋的赞许和青睐。张群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的领袖及地方军政头目出力甚多。此外,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奉命偕同吴铁城前往沈阳拉拢张学良,张群不辱使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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