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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也交由蒋经国一手包办,它虽说是一个“组”却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
此前,台湾最权势灸手的特务头子是彭盂缉。在台湾“2·28”事件之后,彭盂缉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1950年蒋介石在重新当上“总统”当天亲笔所书的三道手令,就有一道是下给彭孟缉的,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的工作。
彭孟缉得此一令人耳热眼红的“任命状”后,可谓忧喜参半。说喜是因为,在此“将星如云”、百人之中有九十五人投闲置散于台岛一筹莫展的时候,彭孟缉这一位中将在蒋“总统”复行视事的第一天就得到上述的手令,可知青云有路,朱紫可拾,自然是大喜了!讲忧是由于,他彭孟缉虽出身黄埔,但班辈不高,战功也没有可陈之处。在芸芸将星中,他一位中将未免显得官卑职小,在军中阶级森严的制度下,如何去“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在台之工作”?他是有所顾忌的。
但是,彭孟缉深知官场上的奥妙,居安思危,知道“势威震主”非万全之道。既然蒋经国已涉足情报系统,他彭盂缉就来一个顺水推舟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到1954年,彭孟缉更是急流勇退,把自己已掌握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双手奉上向蒋经国输诚,使得蒋经国的政治领导迈进“统一情报的时代”。
蒋经国把“台情会”置于他兼任主任的“总统府资料室”之下管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来指挥,自比彭孟缉更加得心应手。他掌握了各门各派情报权力之后,才是他真正掌权的开始。
蒋经国接管了“台情会”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消除情报系统中的异己力量,统一情报系统。有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输诚”的彭孟缉当然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地位;“不买帐”的军统“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人近赋闲,时值壮年,竞抑郁而死。
蒋经国经过一番整顿清理后,就全面的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内控外防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力之上,成为台湾时期的“戴老板”。同时,蒋经国也完全掌握了台湾的特务情况系统,一个“唯我独尊”的特务王国至此已完全形成。
如果说,蒋经国通过对政治部和情报特务机构的控制,扩大了实力,成为台湾政局中灸手可热人物的话;那么,从1950年7月开始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则为蒋经国在国民党党内地位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
当时若论党内资历,蒋经国只有12年党龄,过去一直以三青团为工作据点,党务系统为C·C所掌握,没有他插手的机会,可是培植蒋经国的势力,自是蒋介石的不言之秘。于是在改造之初,蒋介石便委任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在改造时期有类似于中央常务委员会。蒋经国要进入国民党组织的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重要阶梯。
“改造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蒋经国在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蒋经国从此进入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决策圈。
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第二届“总统”选举迫在眉睫。蒋介石不能让“总统”宝座易主,又不想因此丢掉“民主”的招牌,为了使其“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合法”化,蒋介石援引宪法中的“紧急条例”,行使“紧急处理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到下一届国民大会召开之日。由于“反攻大陆”梦圆之无期,因此,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就成了“终身制”,台湾人讥为“万年国代”。又由于走台代表远不够法定人数,蒋介石又指示大法官们修改选举法,依此“法”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并由蒋介石批准为薪给制。
在紧锣密鼓声中,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终于1954年2月19日上午10时在台北拉开帷幕。这天,台北中山堂张灯结彩,当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的闹剧,搬来台北重演”。
这幕闹剧的最精彩的片断当然是正、副“总统”的选举。至于正、副“总统”候选人早已内定:蒋介石与陈诚。但民主这一脚“过场戏”也还是要走一走的。于是,3月门日,莫德惠、徐傅霖宣布竞选“总统”,王云五、石志泉宣布竞选“副总统”。
20日“国大”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蒋介石得1387票,徐傅霖得172票,莫德惠未参加竞选,因二人均未得满应当选票,21日再次投票,蒋介石得1507票,徐傅霖得48票,蒋介石当选“总统”。24日,陈诚以1417张票“击败”石志泉,当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陈诚宣誓就任正、副“总统”职。至此,选举“总统”的闹剧落下帷幕。
21日,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俞鸿钧接任,此人为太子的“亲密战友”。另一位“太子系”的主将唐纵,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这是当年陈立夫的位置。
蒋经国则被调离台湾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蒋介石给他安排的新职为“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这个机构,非同一般,它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化的“大上特务机构”,其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这样蒋经国更上一层楼,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首脑。
蒋介石就任台湾国民党第二届“总统”后,一项例行公事他是不会忘记的,那便是每逢新年、青年节、双十节,都要发表一次公告,重弹“今年是反攻大陆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但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
总的说来,在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内,台湾的情况是平静的。虽然前有吴国桢隔海骂战,后有“孙立人兵变案”的麻烦,但对蒋台政权来说,只不过是微起波澜。然而随蒋家父子在台湾一步步地建立起他们的专制统治,由于蒋介石大权独揽,并想做终身“总统”,所以60年代初又演出了一幕类似袁世凯第二修“宪”改“制”的闹剧。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总统”任期6年,连选连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蒋介石1948年出任“行宪”以来第一任“总统”,到1954年届满。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又用非法手段,获取了“总统”的职位。1960年3月,每6年一次的政治季风,又在台岛吹拂。此时,年逾古稀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再度连任“总统”呢?一向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当然是选择后者。理由冠冕堂皇:“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问题是蒋介石已连任了一届,再连任将有违背“宪法”的嫌疑。蒋则立即声称:‘宪法’不能修改,我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去。”如不修“宪”,蒋介石又怎能当选连任呢?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做到不修“宪”,又使蒋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
1960年2月20日,一届三次“国民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3月21日,又轮到“万年国代”们费点小神的时候了到投票厅去履行一下手续。蒋介石在1509票中以1481票的高票数当选第三任“总统”。22日,陈诚在1509票中得1381票当选“副总统”。蒋介石连选连任,终于算是坐稳了终身“总统”的位子。
蒋介石坐稳了“总统”宝座,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让蒋经国准备接班的问题了。为了保证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大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立即开始排挤元老重臣,为儿子接班辅平道路。如排挤吴国桢一事便是典型例证。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熏陶,后获普林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王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侦,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因为他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吴国桢做外交部次长时的部下何凤山回忆说: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194年)时,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自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进来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不仅不结党营私,而且非常崇尚资产阶级作风,办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挡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后来回忆说: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般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闲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