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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令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洛甫几乎本能地将自己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日前洛甫在党内的地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强烈的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管党的格局早己发生重大变化，洛甫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而毛与周恩来也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现在毛己十分具体地感受到洛甫给他带来的困窘，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接受令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达到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洛南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洛甫发起挑战。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1937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30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
（二）
对于30—4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贯策略是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当形势对己有利时，主动出击，能斗则斗；而当形势晦暗不明时，则退避三合，决不采取正面对抗的姿态，以避其锋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年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不采取与日军正面对抗态势而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份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此次事件不仅标志着毛的政治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预示与毛密切合作己3年的周恩来极有可能与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会合，从而严重动摇1935年后毛在中共核心层己获得的政治优势。这一事件对毛造成的另一冲击是，由在党和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且在军内拥有较深干部基础的周恩来等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返国，打破了1935年后逐渐形成的以毛为重心的中共政治格局，党内关系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转折和重组。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实现了1931年后党的政治局委员（国内部份与国外部份）的首次会合。从形式上看，政治局作为集体领导机构，其权威得到了恢复，军方人员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惯例宣告结束，一时党权猛然上升。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戴。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还是迫于无奈，只得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毛甚至还能放下其极强的自尊心，少有的对王明吹捧几句，将其誉为“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
1937年底毛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思路与斯大林及中共政治局绝大多数同事相冲突。在对抗战与中共前途关系之认识上，毛的眼光确比周等看得更深远，用毛的话说，即决不做赔本买卖。在毛看来，拿中共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这一点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去和日军拼命，岂只是头脑简单，简直是发政治热昏症！可叹的是，大多数政治局同事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竞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抗战前途若不与“人民的胜利”相联系，那又与中共有何意义？中共难道还要重蹈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作“苦力”，旋被国民党打入血海之覆辙？
对于在中共最艰苦的岁月躲在莫斯科作寓公、如今又“挟天子以令诸候”的王明，毛从心底排斥与厌恶。而从王明这方面看，却颇有自知之明，王明知道自己在党内基础薄弱，倒也一贯注意与毛加强和改善关系。早在1934年，王明就对毛作出一系列亲善举动，在莫斯科主持出版了烫金的毛泽东讲话集，又多次在共产国际大会的讲台上盛赞毛泽东。1937年后，王明与毛意见相左，实缘于两人背景、思路、处境及个性之悬隔太远，却非王明蓄意对抗毛。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继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在1938年2月底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王明的意见又一次在政治局占了上风。中共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心，即由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康生、陈云等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汉长江局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组成的事实上的“第二政治局”。令毛尤其不安的是，华北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竟主动向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而远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毛的政治老对手项英更是一切听命于武汉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力。
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因为，毛始终牢牢控制着中央的保安、机要和组织部门，毛也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华北八路军的指导，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道法自然”了，在暂时处于孤立状态的这大半年里，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卷士重来。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是毛韬晦养气、以力逆境、以“道”造势的重要阶段。在王明、周恩来等正轰轰烈烈、频频曝光于国内和党的政治舞台的日子里，毛一则不动声色、潜心观察，随时注意各项事态的发展，另则，他又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究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论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将其赠与王明及其追随者。
（2）“速胜沦”。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匆庸讳言，毛决非一单纯学院式观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发明的说辞主要是针对其现实中的政治对手的。
新口号既已发明，但仅有“道”而无势，则“道”之不行。于是，以术谋势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际支配毛之一切活动的兴奋中心了。
（1）运用一切方法，全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自1935年底莫斯科与中共电讯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