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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70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80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3次修改补充，于1998年底，全书杀青。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7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