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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谈化毛泽东在6月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份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意给同志们‘戴大帽子’”。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准备。
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洛甫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洛甫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对党员思想方法的广泛影响。刘宣布“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洛甫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洛甫。为了防止洛甫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刘政治结合却因刘、洛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刘与毛治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洛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洛甫有意放弃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围绕此问题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3年，毛刘据说就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洛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
第二，毛泽东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洛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新的攻击，从而实现其改造全中国的政治理想。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道”与“势”之间
——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在中共与中国现代历史中，1942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在整风运动中，依据自己的理想全面改造了至那时为止的中共所有有形和无形的方面，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个人鲜明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和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并决定了几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然而人们较少注意的是，1942—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均是一段时期内中共党内所发生变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而这一切变化，完全是毛泽东根据其理想、凭藉其地位加以有力引导的结果。对于毛为发动整风而进行的持续且精心的准备，以往论者大多忽略，少数论著偶尔提及，也只是强调毛的思想演变的方面。笔者认为，具有强烈救世情怀的毛，和作为政治家的毛从来都是统一的。而本文所要论述的“准备”，也井非指毛早有计划，有意要在某个特定时段发起这场运动。
“准备”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1935—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其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后，迅速转变为毛对中共政治路线、精神气质及组织机构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毛泽东在这横跨两个阶段、长约7年的漫长“准备”过程中，为实现其改造中共的理想，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突进迂回于个人理想和各种利益冲突之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
笔者认为，毛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进行的准备，集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性格的多重侧面，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世人加深对毛政治性格之复杂性的认识，同时，对重新审视延安整风运动这一重大现象也不无裨益。
（一）
毛泽东自为“以其道易天下者”，“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那么，30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彼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己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农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