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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这种研究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对50年代历史的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50年代是当代史的开端。研究当代史从五十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当下的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马克。布洛赫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6〉（p。36）50年代为今日之基础，影响既深且远，今日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以往在国内的学科分类谱系中，将这一时段的研究划归于政治学范畴，时光已进入到21世纪，50年代的历史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了。其次，把研究范围置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还是因为自那以后的年代距今天较近，某些事情还在发展中，人们认识它，不仅需要更多的，今天仍没公布的历史资料，还需要一个认识沉淀的阶段，即研究者主观感情因素的冷却，而50年代，已慢慢隐身于历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成为渐离渐远的过去。
应该如何研究50年代这个距今不甚遥远而影像又相对模糊的历史时期？长久以来，对50年代至60年代初历史的研究，在“革命叙事”的视野下，就是“凯歌行进”、“艰苦探索”、“挫折调整”；而“现代化叙事”则将这十多年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在这两种叙事的视野下，我们有时就难以看到历史的全貌，对那个时代无法获得生动、具体的影象。
站在21世纪的历史门槛，回顾和研究50年代的历史进程，在充分肯定新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50年代的多重面相：大环境的巨变确实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有没有不同与主流的潜层意识？即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进程中的潜因素和隐蔽的趋向；〈6〉（p。11）民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是怎样变化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宣传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塑造，是否全为国家强制行为？塑造或建构之所以有效，与知识分子有无联系？如果说，新知识分子参与了塑造，老知识分子是否就置身于外？事实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新叙述的建构，这在近年问世的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中得到了印证。宋云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9年他给柳亚子写信，以老朋友身份批评柳亚子不顾场合，乱发牢骚，担心柳的言论被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衷心拥护，但也保持个人看法。1949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歌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却在日记中自贬其文为“八股”。他一方面钦佩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委婉批评领导同志把民主人士看作五年纪小学生，动辄做大报告五六个小时。宋又批评所谓“学习讨论会”，实际是党八股训话会。某次一重要领导同志做报告，听众达三、四千人，宋不堪其冗长，想溜出去，被警卫挡回。尽管宋和他的好友叶圣陶都不喜欢他所称之为的“党八股”和“人民八股”，却又积极参加新叙述的创造，他们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大中小学课本的撰述者。〈7〉（p。136，125，126，139，152，167）如此种种，都显示历史是非平面化的。
马克。布洛赫说，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6〉（p。36）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有其延续性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但一些近代以来的重大命题依然存在：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维护中国的疆土的统一和独立，提高人民的教育和科学水平，等等。〈1〉在20世纪前半业，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两党的理念，方式和道路不同，所取得的结果也不同，两党在争取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方法，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其间虽有流变，但基本方面都继续保存，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都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因此，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研究当代史的前题。
对50年代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应跨越1949年的间隔。所谓“间隔”，即是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而实际上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没有因1949年而中断。应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置于一个长时段演进的背景下，进行各个侧面的研究。马克。布洛赫说：真正的时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是持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休戚相关，〈6〉（p。25）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人为割断过去和现在。
在这个基本方面，以往党史学界多认识不足，对历史长时段因素的影响及其表现，确少应有的敏感。在某种模式化的叙述中，只看到“变革”的一面，对“延续”的一面往往不予重视。这种模式化的认识方式不仅存在于史学界，也存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广泛的叙述中。胡风于1949年10月发表的《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胡风是从欢呼新纪元的角度表达他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心情的，但他不是历史学家，而研究历史肯定需要观照两个方面：变革是从何处出发的，延续在变革中的流变及其走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截然分开”已相沿成习，且这类叙述不甚注重具体史实之发现与考辩，而只从政策研究着手，多为宏大叙事和文本解释，从中很少看到基层，也看不到社会的众生相。近20年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涉及当代中国的研究领域，例如社会学对“单位制”的研究，对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
台湾学者刚刚起步。1949年后两岸长期对峙，90年代前，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的叙述，除少数外，都属于意识形态解释学。近年来，台湾又有“去中国化”思潮之兴起，目前只有陈永发教授等学者，本着中国情怀，坚守学术立场，关注、着手于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2001年12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召开了“50年代海峡两岸研讨会”，旨在倡导对五十年代历史之研究。
三
检视50年代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10〉（p。xi）
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10〉（p。xii ）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10〉（p。xii ）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1〉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11〉（p。68…69）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反映和互动”，在史观和方法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兼容并蓄的史观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实证取向。它兼顾“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合理成分，扬弃“宏大叙述”的教义化的逻辑演绎主义的空泛化，同时避免概念先行、忽视下层的缺失。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视野，道理不言而喻，因为“宏大叙述”经常会遮蔽社会的真貌，而过细的微观也容易导致两种偏差：看不到同质社会的一般性；容易陷入“一地、一村、一概念，一理论”〈2〉和过分的琐碎。
历史是否可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