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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七十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1。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和中国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最近我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交流。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在我看来，他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都有问题。他主要研究毛以及毛泽东思想。其特点是将毛的活动与思想剥离开来，仅根据毛的文字，就其思想展开他的叙述。他用两个概念：一个是毛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毛的现实主义，再用这两个概念贯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将其一网打尽。
国内也有学者是类似的情况，主要依据毛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三十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改的，并非历史原件，这种情况和毛在建国后修改《毛泽东选集》雷同。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绝对主宰，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毛极复杂，须透过文字才能看清底蕴，这需要功力，一种穿透毛的语言壁垒的能力。
最近二十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1。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2。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3。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十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四、研究文革史的重要的资料：《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文革的历史曾经牵动亿万中国人命运，对它的研究已经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但是，有关文革史的研究又是极为困难的，大批的资料未得开放，更无从提供给学者自由使用。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同时也是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美国狄金森学院研究员宋永毅等八位华裔学者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历经各种困难，在大陆、香港、台湾学者的支持下，遍访世界各主要图书馆，搜集、征集了大量的文革资料和众多的私人收藏，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编辑校勘，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文革资料最丰富的一套文库，有近三千万字的容量。文库共有七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等；第二部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三部分；林彪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四部分；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第五；有关文革的重要报刊社论等；第六；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第七部分；文革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这套文库还配有一本中英文索引，对所收的每一篇文献都列有中英文的篇目。除此之外，光盘可按“作者”，“标题”，“时间”，“主题检索”，“分主题检索”，“发文机构检索”等查阅。
五、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地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结构松散），省、市、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近二十年后，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藏有极为丰富的近二十年出版的各类地方志和专业志。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当代中国》的地方卷，每省一卷，1949…1985年。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
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特别的注意。
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1979至今。
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从而影响了回忆录的真实性。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1962年下半年，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事件。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杨成武《林总教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检阅瑞金红军，——以讹传讹，连西人的论著都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苏京，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在毛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毛和康生：“利用小说反党”，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习仲勋、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2。邓小平、胡耀邦的态度，抢救史料；3。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
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