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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3月13日，毛给刘、周、邓、陈云、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紧——“见事迟，抓得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原职，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89＇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年1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有“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等内容，被毛批评为“太复杂……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结果被改成“同劳动同食堂”，“办事公道”等一团和气的文字。＇90＇
使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讲话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帐”的意味。刘的许多话在毛听来，句句犹如赫鲁晓夫的“黑报告”。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91＇刘的这番话已涉及毛统治最敏感的部份，事后，刘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他说“将来会出毛病的”。＇92＇1962年冬春刘少奇加大了对大跃进以来错误的批评，刘的态度有广泛的党内基础，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极为不满，江苏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一些代表甚至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93＇江苏省常务书记刘顺元也不同意所谓错误在于“天灾”和“民主革命不彻底”，他说：“复辟哪有这么大的面？硬是五风严重，哪里是什么天灾，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呀！”＇94＇刘顺元放言：根本问题是出在“君臣相见”。＇95＇所有这些在毛眼里都被认为是“尖锐的指向”他个人的。
刘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对于形势问题，早在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就下过明确的判断，然而刘少奇却自说自话。庐山会议前，刘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24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96＇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年8月28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97＇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98＇从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2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99＇直到5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100＇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年初，国内情况仍极其严峻，仅河南省6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32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1万多户。＇101＇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还有1千多高炉，占用9万多职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稍一触及，就有可能导向对毛权威的怀疑。1962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103＇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5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62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他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么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逆转，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