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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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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18'

  1960年6月后,毛泽东对大灾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三反”与事无补,1960年9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灾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份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1960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100万。'19'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月26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0'“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1'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22'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6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3'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份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他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24'1960年11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25'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26'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27'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28'

  1960年11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12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29'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借工人之口说:“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么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30'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了。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31'

  1960年11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32'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33'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34'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35'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36'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7'

  1960年10月,陈云在河南省视察。该省已饿殍遍野,而省委领导人竟敢向陈云吹牛说,该省粮食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不但不需调入粮食,还可调出粮食。'38'两个月后,河南省委竟将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身上,在这之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信阳调查,结论是“干这种事情的,通通是贫雇家(庭)出身的干部”。'39'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40'在这里,毛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41'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使自己无地自容,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的思维逻辑也使他相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敌人破坏所致,因为他和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那种坏事的人一定是国民党,或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分子。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在毛泽东巨大的意志壁垒前,中央层无一人敢于站出来讲话,但毛深知不满的潜流正逐渐汇集,毕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观存在,除非紧闭双眼。毛知道现在已到了松镙丝钉的时候了。

  196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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