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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事小事都绝不会糊涂。1945年“8。15”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高级干部卢冬生被苏军士兵无辜枪杀，毛只当不知道。但是有人却沉不住气了。东北汉子萧军虽非党员，却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党出资让他在哈尔滨办了一份《文化报》，萧军在《文化报》上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即便对当时引起东北人民普遍反感的苏军军纪败坏问题也总是委婉地予以解释。但萧军确实不赞成“无条件地拥护苏联”，他试图把俄国人分成两类，即“真正的苏联人民”和犯有罪恶行为的俄国人。于是苏联人不高兴了，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迅速组织对萧军的大批判。1948年11月2日，《文化报》终于被迫停刊，萧军也被打发到煤矿办俱乐部去了。
刘芝明的顶头上司东北局宣传部长是在中共七大上落选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凯丰的上司则是七大政治局委员高岗。林彪率四野南下后，高岗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此人却非一贯的亲苏分子。高岗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没有留苏经历，早在延安时期就在毛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从而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但套用一句老话，“人是会变的”，现在高岗亲眼见到苏联的实力，也就对苏联加深了感情。王明说，高岗在东北受到凯丰的影响，成了积极主张对苏友好的“国际主义者”，此说没有提供具体事实作依据，只能留待日后再作详考。总之，高岗不允许在东北有任何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论和行为。
其实高岗对待“反苏”言论的态度与毛及东北局其他领导人并无大的冲突，高岗错就错在与苏联人打得太火热，且四处张贴“高主席”的肖像，甚至以自己的名义给斯大林发电报。高岗似乎有些忘了，他是毛委任的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而不是斯大林派任的“新关东总督”。
尽管高岗对苏联的态度热情友好，但是在中共掌舵的毕竟是毛而非王明，因此，在处理“反苏”一类问题时，还是十分讲究内外有别：东北局公开批判了萧军（1948年7月，萧军提出入党申请，得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但紧接着《文化报》事件发生，萧军的党籍也就彻底告吹了），但是对被旅大苏军当局驱赶出来的刘顺元却只是调离东北，另行分配工作，并没有在党内、更没有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开展对刘顺元的批判。与刘顺元一起被迫离开旅大的原中共旅大地委五人常委中的三人，也只是被调离工作而已，暂时还未受到党纪处分。
有意思的是，被苏联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康生此时也成了中苏友好的捍卫者。苏联人对康生知之甚详，此公在1933－1937年旅居莫斯科时，也位居“国际主义者”之列，但返回延安后，逐渐与莫斯科离心离德，尤其在整风运动中大整王明等“国际主义者”，搞得王明等叫苦连天。苏联驻延安观察员把这一切都密报回国，莫斯科对康生恨之入骨，无奈康生属毛营，莫斯科手再长，也伸不到延安，对康生竟也毫无办法。几年后形势大变，毛审时度势，在需苏联支持的时候，康生已不适合再出头露面。康生识趣，主动提出要下乡搞土改，于是先在晋西北、后在胶东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1949年，康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但毛却有意让康生这个老政治局委员受中央委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全面节制，搞得康生长吁短叹，极不舒坦。
康生虽然很不得志，但在山东却仍然是说一不二的人物。1948年春，刘顺元被调入山东，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继之又被委任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康生初对刘顺元颇为客气，甚至还在会议上表扬刘顺元敢于在旅大顶苏联人，很有骨气。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刘少奇的文章发表之后，康生对刘顺元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不仅处处打击刘顺元，还在背后骂刘顺元是“反苏分子”。1949年10月，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访华的第一个苏联大型代表团，刘少奇亲自布置有关参观访问日程和所有细节，议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代表团要访问济南，北京命令刘顺元必须回避，并需写出书面检讨，交苏联代表团带回莫斯科。康生得知北京信息后，马上开会，以“反苏”的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的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正在热情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康生，在代表团抵达济南和在济南逗留期间，竟忽然“生病”了。显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数向苏联人大献殷勤，也是白搭，因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帐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苏分子”。不管他给斯大林大元帅送的象牙雕多么精美（康生请代表团转送给斯大林的象牙雕，“装有一直径10公分许的玲珑象牙花球，该球自表至里共雕透20层，每层均能转动，每层均雕有异常细致的花眼。”），在斯大林的眼里，康生还是一个可疑人物！接下来的情况是，在建国初“斯大林──毛泽东”的一片欢呼声中，“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康生下岗了。康生只能蜷在青岛的海滨别墅和北京医院里吟诗作画，苦捱日子。
就党内地位而言，刘顺元不可与康生相比。康生虽被暂时打入冷宫，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仍然保留，刘顺元则需要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个人牺牲。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奉命进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对他讲了一番“加强中苏友好”的道理。刘少奇说：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听了刘少奇的话，刘顺元已完全清楚，“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再受党重用了”。刘顺元在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检查中写道：“中央命令自己写检讨，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是从中苏两大党、两大民族的团结问题已经成为头等的政治问题，而又有帝国主义与铁托分子的反苏运动可作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产生的”。
就在刘少奇与刘顺元谈话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应邀访苏的毛泽东见了面。斯大林问毛是否知道在东北有黄逸峰这个人，并说，此人连苏联人也瞧不起。毛初听斯大林提到黄逸峰，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惊动了斯大林。事后，周恩来向毛细细道来，才知此君乃中长铁路总局中方副局长，因对苏方个别人员大国主义行为不满，被苏联人在斯大林处告了刁状。于是，毛记得了黄逸峰的名字，但并没对黄怎么样。黄逸峰随东北铁道纵队进关，随即奉命接管华东铁路，成为建国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后，刘少奇还是和黄逸峰谈了话，批评他看问题“太简单，太天真了”，然而刘顺元的境况一时却比黄逸峰差得多。
刘顺元检讨交出，组织处理的决定也出来了：刘顺元被连降三级，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任副局长。刘顺元在大连的老搭档唐韵超更是霉运不断。当年他与刘顺元一同被苏联人从旅大驱赶出来，到了1948年被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一直在“高主席”的治下，1951年11月，东北局宣布开除唐韵超的党籍，罪状之一是“1946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
在刘顺元被贬谪的几年，党内已不再有任何人敢发表“反苏”言论，党外却还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1951年，刘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起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年斯大林终于死了，在全国上下经历了失去“伟大导师”的哀痛之后，刘少奇想起了刘顺元。1954年刘顺元复出，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一年后，1949年易名为马列学院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江苏，性格耿直的刘顺元还是难改脾性，经常直言无忌，不时惊动中南海，但总算得到几年平安。黄逸峰此时却没有刘顺元那么幸运了，1953年初，黄逸峰在三反运动中以犯了“压制批评”、“强迫命令”的错误被华东局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前斯大林向毛提到的那几句话却无意中帮了黄逸峰的忙。1954、1956年，毛泽东几次提到“可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年12月，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以后他一直蹲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终于成了一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专家。唐韵超呢？他先被抓入监狱，出狱后在社会底层劳动了20多年，一直到文革后当年老战友刘顺元复出，转任中纪委副书记，在刘顺元的鼎力相助下，唐韵超才在80年代初获得平反。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似乎都谈不上，政治是最现实不过的。还是那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
原载《百年》总第四期（一九九九年七月号）
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
与“政治正确性”
近几年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毛时代的“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提出，“只要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确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积极因素”，他并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