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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10日，关东军向满铁发出了“关于铁路委托经营及新线建设的指示”《满铁史资料》第二卷，第四分册，第1108页。；要求满铁抓住事变的绝好机会，从速实行下列事项：①满铁会社拥有借款关系的铁路以及其他中国各铁路之委托经营；②已经同中国订立合同的铁路及军部希望的铁路之修建。于是，满铁伙同关东军开始攫取东北路权，10月23日，在关东军和满铁的筹划下，成立了伪交通委员会，名义上委员长由汉奸丁鉴修担任，实权则掌握在满铁理事十河信二、村上义一等日本顾问手中。夺取路权的行动，从事变爆发伊始就已经开始了。在辽宁，事变第二天，关东军就切断了沈阳总站与北宁路的联系。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第54页。9月21日占领了沈海铁路抚顺站，24日又对沈阳总站实行了军管。10月11日，军铁合伙，利用汉奸拼凑起“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实际已攫取了沈海铁路经营权。对于北宁路，因有英国借款关系，关东军未敢轻举妄动，但已处于关东军的监管之下。1932年1月，关东军占领辽西后，操纵伪奉天省政府设立奉山铁路局，接管了北宁铁路关外段山海关至沈阳间的铁路，满铁派出700多人控制了奉山铁路。在吉林，11月初，满铁与伪吉林省政府签订了《吉长、吉敦铁路借款及经营合同》，规定合并两路，并以50年为期委托满铁经营，同时交换了“关于建造吉敦延长线等七铁路的换文”，约定由满铁立即建造并委托经营。12月，又签订了《吉海铁路经营合同》和《四洮铁路借款及经营合同》，不仅攫取了两路的经营权，还规定将来四洮铁路之延修需由满铁贷款和派遣总工程师。在黑龙江省，由关东军的板垣出面勾结汉奸张景惠，于12月签订了有关协定，将洮昂和齐克铁路合并委托满铁经营，不久又将洮索路并于洮昂路，统由满铁经营。1932年1月满铁与张景惠签订《呼海铁路经营合同》。至此满铁攫取了黑龙江省全部中国所有铁路的经营权。到伪满政权出现之前，满铁伙同关东军，通过地方伪政权，陆续将东北境内的中国国有和省有铁路全部置于了满铁的控制之下。
1932年2月，日帝拼凑伪满政权的各项筹划大体就绪，关东军认为有必要改变原有的满蒙铁路政策。当时曾酝酿三个方案：①除满铁的社线之外，伪满全部铁路由军部直接经营；②设一特殊会社，委托其经营；③委托满铁经营。最后认为第三方案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于是，关东军与满铁紧密磋商，于3月10日签署了《关于满洲国政府的铁道，港湾及河川的委托经营及新建之协定》，确定了对于伪满交通事业，关东军与满铁之关系，即关东军将伪满的交通事业（航空除外）委托满铁经营；其经营受关东军的指挥监督。此前，关东军已迫使溥仪签署了一纸卖身契，即所谓“溥仪致本庄繁函”，其中表示，“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之管理并新路建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复旦大学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6页。这就成了关东军窃取伪满交通的管理和新建权的依据。8月，又由关东军司令官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空路管理及新线建设管理协定》，以作为关东军拥有对伪满交通的管理和建设权的“法律依据”。但是，上述协定都是见不得人的秘密协定，未敢公开。直到1933年2月，满铁与伪满签订了《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等一系列条约和文件，才算完成了满铁霸占东北铁路所必需的虚假法律手续。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军的造反（2）
这样，东北铁路只剩下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尚未落入满铁手中，但早已成为日本所要夺取的目标。为此，关东军、满铁和伪满相互勾结，采取分割包围、扰乱破坏中东路等阴谋策略，造成中东路不能正常运行和经营困难。在日伪的逼迫下，苏联政府于1933年5月向日本驻苏大使正式提出让售中东路的建议。几经交涉，至1935年3月，苏“满”签订《关于让售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伪满以17亿元（包括苏联职工退职金3000万元在内）收买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当时参与交涉的伪满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曾得意地把接收中东路称为“满洲国最辉煌的一天”。星野直树：《见果てぬ梦》，引自小林英夫《满铁——“知の集团”の诞生と死》；吉川弘文馆；1996年，第157页。从此至1945年日本投降，满铁完全垄断了整个东北的铁路交通。
对于空中交通，关东军于事变后向军部中央提出了设立航空会社的方案，经军部中央批准，1932年8月，日本与伪满签订了《关于设立航空会社协定》，规定“未经关东军同意，其他单位不得经营满洲国内的航空事业”，东北的航空事业完全为关东军所控制。
2夺取海关、税政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关由上海总税务司掌管，在东北设有大连、安东、营口、奉天、滨江、延吉、珲春等7关，除大连海关外，其他各关还设有海关监督公署，隶属于南京财政部关务署。中国海关在形式上存在着两套相对立的领导机构，但实权掌握在总税务司。于是，日本侵略者便利用这种情况，首先从各海关监督公署下手，夺取东北海关。1932年2月，伪“东北政务委员会”宣布：东北各海关属于满洲国所有，向各海关派遣海关监督，并通过海关监督公署命令各关停止向上海总税务司送款，但东北最大的海关大连海关，因其设在旅大租借地内，而未设海关监督公署。于是，日本便策划强行接收大连海关等。1932年6月，关东军指使伪满政权，策动大连税务司日本人海关长福本顺三郎等人脱离中国海关，强行发出通牒，宣称东北海关由伪满洲国管理，命大连海关“向总税务司停汇税款”，并在满铁码头另辟办公地点使原大连海关名存实亡了。至1932年10月，伪满政权将海关改为“税关”夺取了东北海关权。
东北盐税作为偿还外债担保，也有两套机构，一是担负盐务行政的盐运使，一是盐税收纳机关盐务稽核所。其中后者配有债权国外国人职员。伪满政权成立后，以伪盐务署强行代替了原有的两套机构。对于一般税务，1932年7月，伪满政府宣布撤销原东三省财政厅、吉林省印花税处、烟酒事务局等，代之于奉天、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设立税务监督署。此外还设立了吉黑榷运局、专卖公署等特殊税务机构，建立起伪满税务、专卖体制。
3垄断金融
事变前东北的金融机构较为庞杂。既有中资银行、也有外资银行。中国金融机构以东北“四行号”占有突出地位，即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官银行。此外，还有国民政府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民营金融机构（银行、钱庄等）200多家。在外国金融机构中，日本银行占压倒优势，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为主体，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支行、办事处等共有58处，名义资本31亿多元，实缴资本13亿多元。解学诗：《历史的毒瘤》，第131页。事变前在东北的外国投资中日本占72％强。
事变后，日本为垄断东北金融业，首先夺取以“四行号”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关东军在占领各主要城市时，便以武力劫收各银行，名义上打着“保护与监视”的旗号，实际上进行大肆掠夺和监控。如边业银行千万以上的资产，以及张家（张学良）在该行寄存的黄金4万余两和古董等，全部被没收。《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2册，第195页。其他银行也是如此。
在监管和掠夺上述银行的同时，关东军还积极策划建立伪中央银行。1932年3月，伪满政权刚刚正式成立，就决定合并“四行号”设立伪中央银行。6月伪满政府公布了《满洲中央银行法》，任命原吉林省财政厅长荣厚为银行总裁，日本人山成乔六（原台湾银行理事）任副总裁。实权由日本人副总裁掌握。7月，伪满中央银行所属120个单位正式开业，原“四行号”及所属事业，全部肢解。此后，伪满中央银行作为伪政权的“国家银行”，在关东军的控制下，垄断了东北的金融业，为日本侵略者服务。
4劫夺邮电
邮政、通信事业是人类社会交流信息的神经系统。“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邮政事业由南京政府交通部所属上海邮务总局管辖，设有辽宁和吉黑两个邮务管理局，邮务长为意大利人巴立地和英国人史密斯。事变后，关东军以武力干扰邮政事业，闯入邮局，查封邮件。伪满政权建立后，于3月底发布接收邮政的命令，派人强行接收各地邮局，迫使中国邮政业务转入关内，至7月日伪邮政机构开始营业，东北邮政事业为日本侵略者霸占。
对于电信事业，事变后关东军立即占领了各城市的通令机关和通讯设施，使东北通讯事业遭到了很大破坏。关东军为控制电信事业，于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立了特殊无线通信部，管理当时的通信，同时还拼凑了伪东北电政管理处，以作为夺取电信大权的工具。伪政权建立后，关东军便策划成立统一的电信机构。7月关东军提出《对满洲国通讯政策》，明确要求由关东军“指导”伪满的通讯政策，参与拟定设立的“满洲国电信电话会社”的创立与经营，并使会社的实权掌握在日本方面手中。《历史的毒瘤》第129页。关东军的这一方案经军部中央讨论修改后，又经日本内阁于12月通过决议，决定设立由关东军控制的通信会社。1933年3月，日伪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