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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共建成1524个。1936～1937年两年，日伪当局将建设“集团部落”推向高潮，范围扩大到东北全境，总计建成10646个。之后几年，建设“集团部落”有所减缓，1938年新建886个。至此，共建成“集团部落”13451个，强制收容农民群众350万人《满洲国警察史》第383页。；1940年以后，日伪当局又将建设“集团部落”的矛头指向东北西部的伪热河省和北部的伪北安省，从1939年冬至1941年秋，日伪当局在热河西部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建设“集团部落”的试行工作。1941年，日伪当局开始强化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制订了三年肃正计划。为此，日伪当局在长城沿线大搞“集团部落”（即“人圈”）掀起了制造无人区的又一次高潮。至1943年，日伪当局仅在承德、平泉、宽城等地区设置“人圈”667个，被驱赶至“人圈”的人数达百万之多。《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第544页。
日伪当局建设“集团部落”的样式，参照了日本陆军《野战筑城规范》，据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建设》资料《东北“大讨伐”》第183～186页。；部落的形式“避免多角形，原则上以正方形为准，作为防卫设施修筑炮台、壕沟、土墙、铁丝网”。炮台设于围城四角，壕沟标准深10尺。土墙标准高10尺，“围城”南北开两个大门，东西开两个小门。防卫十分严密。每个部落的规模，小的40～50户，大的以100～200户为准，其面积以边长200～400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为准。实际上有的部落大大超过这一标准。
日伪当局在进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残酷迫害和屠杀中国百姓，犯下了极大罪恶。
首先，“归屯并户”完全违背原住民的意志，破坏了原住民的正常生活和自然生态。散居东北各地的农民在原居住地靠自己的血汗开荒种地，从事农耕，维持着生活上的温饱。“集团部落”建设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家园，迁入新的陌生的地域，是每个中国农民所不愿接受的。在牡丹江宪兵队长中井转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的报告中（1936年6月3日牡宪高第91号）有如下记载：
东宁县当局为确立治安，计划在县内23个地方建设集团部落，指令偏僻地区居民于本年4月末前迁移到集团部落。但山区偏僻地区一部分居民认为如果到集团部落，对农民生活有威胁，故皆不愿迁移，或者请求延期。《东北“大讨伐”》第201页。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8）
报告中列举了数名农民反对迁入“集团部落”的起因，并附有民众请愿书一分。
从该请愿书上我们看到“集团部落”之建设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集团部落”建设不仅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便，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给抗日武装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其结果隔离了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了抗日武装对人民的保护和群众对抗日武装的支援，使抗日武装在给养、宿营、兵员补充、情报等方面均遭受到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冰天雪地、密营被烧、储粮被毁的情况下，饥饿和寒冷严重威胁着抗日武装的生存，使他们不得不离开游击区另辟新区。
日本侵略者为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实行经济封锁。对居住在部落内的农户，耕种土地限制在部落周围，4公里以外禁止种植粮食，4公里以内也不得种植可以直接食用的农作物，如土豆、玉米等。秋收时必须查实地田，颗粒归仓，严防农民藏匿送给抗日武装。秋季庄稼尚未成熟就强迫农民早割，唯恐抗日武装获得地里的粮食，由此造成粮食严重减产。收割后的庄稼也由伪警察统一看管。
其次，对不满和反抗的群众和地区，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如前所述，“归屯并户”是在日本侵略者残酷的烧杀政策下进行的。他们以武力强迫民众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凡是拒绝搬迁的，都遭到残杀。日本侵略者又将原来的村庄烧毁，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居民和被焚毁的民房、土地、财物不计其数。
“无人区”里的土地大片荒芜，仅据日伪统计，自1934～1936年，伪通化县拆毁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19页。伪汪清县罗子沟一带的“集团部落”，归屯前有7500垧熟耕地；归屯后，由于大片土地与村庄变成“无人区”，荒弃耕地高达3800余垧，占原有耕地的517％。《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4年，第111页。伪柳河县，自1936年8月28日全县实施了并户法，设立了199处“集团部落”，强制12万户居民迁入部落，并将其房屋全部烧毁。在伪汤原县，日伪在太平川地区大搞归屯并户，1936～1937年两次圈屯，杀害110余名无辜百姓，有12个自然村落被毁掉，烧毁或扒掉的民房1668所，4490间，还烧毁了民众大批粮食和财物。279户被赶入“集团部落”，574户的农民被迫流落他乡。《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95页。在伪桦南县，1937～1938年，日伪建立170个“集团部落”，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多间，被杀害或冻饿而死的群众13万人，荒芜或放弃耕地2100多垧，伤害耕畜4800多头（匹）。《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98页。流落他乡的人家，除少数投靠亲友，绝大多数既无住处，又无土地耕作，难以维持生活。
再次，被驱赶到“集团部落”的民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集团部落”里的民众，不仅丧失了自由和权利，人身经常受到威胁和摧残，而且还陷入了饥寒交迫、徭役繁重、疾病缠身的苦难深渊。由于土地荒废，粮食奇缺，常常以挖野菜、草根、剥树皮充饥。日伪也不得不承认：在伪通化县，“本年（1936年）夏季缺乏包米，居民竟以苞米核做粥充饥，将苞米核食尽后又以草根树皮填腹。更严重的是，素不悲观自杀的满洲人，亦竟由于生活穷困而缢死者时有所闻”。《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19页。“康德三年（1936）末，通化县已有13万余名的饥民，预料在春耕时期整个居民将要陷入饥饿状态”。在伪辑安县，“县城以外地方的居民中有二分之一由农历正月已断口粮……目前居民的半数，日无食，寝无被……”在伪柳河县，“食粮之缺乏尤甚”，到1937年二三月前后，“农民的粮食有断绝之虞”。《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20～421页。
居民不仅缺吃少穿，而且住房条件十分恶劣，甚至无处安身。居民被赶入“集团部落”时，往往居住的民房没盖起来，为了安身，搭马架子，挖地窨子，住房十分简陋。以伪通化县为例，仅就日伪治安工作委员会的调查所说：“房屋的建筑亦甚简陋，屋顶多数以树皮、干草铺盖，墙壁尽是窟窿，风雪之日当然难以挡寒。”由此便足以看出当时“集团部落”里民众的居住条件的恶劣状况。
部落居民还承担繁重的徭役：修围墙、筑炮楼、铺道路等等，并受苛捐杂税的盘剥。如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集团部落”居民，在归屯前“每年负担700个劳动日徭役，归屯后每年则增为3598个劳动日，增长了4倍多。其保甲税则由归屯前5946元猛增至归屯后的14365元”。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399页。
“集团部落”内卫生条件很差，致使传染病蔓延，许多居民被夺去了生命。据日伪统计，1936年“通化街的传染病患者为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县为1505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为4385人，死亡315人。传染病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同时也波及东边道各县”。《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21页。
下面以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集团部落”和长城无人区的实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太平川“集团部落”
位于汤原县城东35里处的太平川“集团部落”，是日伪统治中国东北期间建立的一处规模较大，比较典型的部落。
太平川在“归屯并户”前约有500余户人家。1936年，日伪当局为切断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联系，在“地红三尺”的抗日游击区太平川屯，划定了东西宽600米，南北长660米的范围建立“集团部落”，太平川屯西部300余户1800余间民房和大量粮草、家具等财物全部被烧毁；东部民房全部被扒掉。仅将中部10余户住地划进“集团部落”的范围内，东西部居民全部赶入部落内。同时，太平川屯周围远至17里，近至3里范围内邻近的齐家屯，姜家屯等12个村庄的居民也一律并入部落内。除部分逃散他乡外，约有270余户被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周围村屯全部被扒掉或烧毁。《东北“大讨伐”》，第196页。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9）
1936年11月和1937年2月，日军在太平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清乡圈屯行动，制造无数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残忍的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挨家逐户清查，对拖延和反抗“归屯并户”者实行残酷的杀光或集体抓捕。一些民众不愿离开家园拒绝搬迁，他们或被抓进县城日军守备队，施以各种酷刑折磨；或被残忍地集体扔进水井中闷死。太平川“归屯并户”中，前孔家井里一次就被推下20多人；董家大井仅靠在一堵伐子墙下，归屯时没有人知道井里埋过人，天长日久，见墙根井旁总有野鸡逗留，并且飞下去啄食，人们下去探查，才发现井下面埋有6具尸体；安洪富家大井扔有七八具尸体。《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