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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省，事变初期，关东军兵力有限，又因碍于与苏联等国际关系，未立即对黑省武力进攻，而采取了先控制东省特区哈尔滨，进而攫取全省的策略。因为哈尔滨是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恰好事变时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正在沈阳，在关东军板垣等人的诱降下，张景惠叛国投敌。于是，关东军出钱出枪，指使张景惠于9月27日在哈尔滨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但由于黑省政权的存在，张未敢公开投敌，但已成为关东军攫取北满的马前卒。1931年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后，关东军即授意汉奸赵仲仁、吉祥、李维周等成立了齐齐哈尔地方维持会，并由该会推荐在哈尔滨的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为伪黑龙江省主席。张景惠鉴于黑省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并且汉奸内部的斗争也很尖锐，不愿前往赴任。因此，怂恿关东军诱降马占山，以马占山维持黑省局面。关东军也觉得马占山在黑龙江省享有威望，是理想的人物。于是，便加紧对马占山进行诱降工作。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3）
1931年12月7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与张景惠密议之后，径赴海伦与马占山会晤，企图诱降马占山未果。其后，关东军又利用张景惠继续诱降马占山。12月中下旬，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张景惠与马占山进行了极秘密的会晤和多次接触，但马的态度不十分明朗。关东军迫不及待，逼迫张景惠自行“独立”。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发表“黑龙江省独立宣言”，声称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此时，马占山看到抗日形势的恶化，锦州即将不保，已经产生了动摇的心理。1月6日，再次与张景惠会晤，表示愿意与张景惠合作。翌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举行就职仪式。仪式结束后，返回哈尔滨，与马占山商量，以黑省富绅吉祥为伪代理省长。而将省长一职留给马占山，这样，伪黑省傀儡政权登场了。它的实权也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村田等人的手中。
关东军除在省城相继建立了伪政权之外，还在一些地区和内蒙东部拼凑伪政权，搞“独立运动”。在辽宁西部拉拢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早在日俄战争时，就与日本有勾结。事变前拥兵于辽西，自霸一方，备受日本侵略者的青睐。事变后，关东军为进攻黑省，与满铁勾结派人拉拢张海鹏。张利欲熏心，于1931年10月自任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政权。而后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扩充兵力，充当了关东军进攻黑省的马前卒。在辽宁东部，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是个实力派人物。事变后，关东军派大矢进计拉拢于芷山，于初脚踏两只船，取观望态度。不久见日军势力强大，于10月15日成立“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发表《独立宣言》，投入了关东军的怀抱。对于内蒙，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就利用蒙古族的个别败类，搞过“独立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利用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继续搞所谓“蒙古独立”。先是供给其枪支，帮助筹建反动武装“蒙古独立军”，并派和田劲充当其顾问。后来又改编为“蒙古自治军”。在这支武装遭到当地抗日武装沉重打击后，关东军又派去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接替和田劲，妄图挽回败局。其结果失败更惨，松井被击毙，“蒙古自治军”也垮了台。此外，关东军还指使呼伦贝尔盟副都统凌升在呼伦贝尔等地勾结土匪，发展武装，搞“独立”活动。同时，还利用伪“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下设“临时蒙旗维持委员会”，以图控制哲里木盟、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等地。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虽然操纵汉奸、卖国贼成立伪地方政府，控制了一些省、市的政权，但是由于各地抗日情绪高涨，各伪省政权的政令无法下达到所属各县。为了控制各县和指导筹建伪满傀儡政权，关东军决定成立“自治指导部”。1931年10月中旬，关东军与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民间法西斯分子共同制定了成立“自治指导部”的方案。为了粉饰“自治”的门面，11月3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面指派于冲汉充当部长。11月10日，“自治指导部”在沈阳正式成立。指导部成员，除于冲汉、于静远父子外，都是日本人。
“自治指导部”表面上实行“自治”，实际上完全由关东军控制，不受省、市伪政权领导。其性质正如《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所指出的那样：“该部为日人所组织，虽有一中国人为领袖，但其中职员大部分为日本人，其功用在为关东军陆军总司令部第四部之机关，以扶助独立运动为主要目的。”“一切政策与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承诺。”《东京裁判》［上］第344～345页。
“自治指导部”主要任务是培训、监督和指导汉奸，组织“自治执行委员会”，夺取县级政权，同时成立县“自治指导委员会”，由日本人任委员长，控制县政权。其具体情况是：1931年11月27日，首先在沈阳县设置了伪自治执行委员会；接着，又先后在昌图、本溪、安东、开原、铁岭、凤城、梨树、盖平、沈阳、海城、洮南、营口、新民、锦县、绥中、兴城、北镇、抚顺、彰武、辽源、台安、法库等县设立了伪自治机关。到1932年3月初，设立伪自治机关的县已有30余个。
“自治指导部”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指导筹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因此，其活动范围已超出了辽宁省，影响到了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地区。“自治指导部”曾在东北各地伪造民意，大肆开展“促进建国活动”。
“自治指导部”的建立及活动，按其《条例》是在“依据善政主义，改善各县之县政，确立完全自治的制度”陈觉：《日本侵略东北史》商务印书馆，1933，第307页。；但这不过是打着“自治”的招牌，利用汉奸，进行殖民统治而已。其实，各县的“自治执行委员会”，都必须按日本人的旨意办事。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4）
三“新国家”亮相
1溥仪登场
溥仪，姓爱新觉罗，满族，是清朝末代皇帝。他生于1906年，1908年被慈禧太后册立为帝，第二年即位，年号“宣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驱逐出宫，并废除了他的皇帝称号。后在日本侵略者帮助下移居天津，仍梦想恢复大清王朝。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根据建立“新国家”的构想，对未来“元首”规定了四项条件：一是满洲民众敬仰之德高望重者，二是家族为满洲世系者，三是与国民政府未有联系者，四是能与日本合作者。这些条件只有溥仪是最合适的（有材料表明，除溥仪之外，日本侵略者还物色过前清皇族和军阀，如溥伟、段祺瑞等）。因此，从事变一开始，关东军就着手进行了挟持溥仪的阴谋。首先，关东军要求天津军（驻华北日军俗称）将溥仪严密控制起来。接着从9月末开始，关东军制造一系列阴谋事件，把溥仪挟持到了东北。1931年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溥仪在其司令部会见了关东军派来的上角利一和罗振玉。上角鼓动溥仪前往东北，罗振玉还转交了汉奸熙洽给溥仪的信。信中诱劝溥仪：“勿失良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在日本人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但是溥仪周围的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亲信，怕上当受骗，反对去东北，溥仪也想再观望一下形势发展，决定“暂不出行”。《我的前半生》第266～276页。
关东军为急于把溥仪弄到东北加以利用；于1931年10月27日，又派土肥原去天津进行阴谋活动。11月3日夜，土肥原到“静园”秘密会见溥仪。欺骗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他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当时溥仪问：“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土肥原答：“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溥仪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土肥原要求溥仪“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我的前半生》第280页。
第二天报纸登出了土肥原会见溥仪的消息，并揭发了他要溥仪去东北的阴谋，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溥仪的看法也不一致。海军态度消极，外务省也采取了严密监视措施。
鉴于是上述情况，土肥原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逼迫溥仪离开天津。几天之内，静园连续接到装炸弹的果篮、恐吓信、警告电话，令溥仪毛骨悚然。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溥仪终于同意随日本人出走。为了掩护溥仪出走的行动，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11月8日晚，指使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组织便衣队在天津华界大肆骚扰，天津日军则乘机宣布戒严。随后，于11月10日晚，在混乱的烟幕中，由日本天津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将溥仪藏在一辆敞篷车的后箱里，偷偷地运出静园，与郑孝胥父子会合，登上一艘小型运输船，强行闯过白河上中国军队检查站，驶抵大沽口。又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船，渡过渤海，于13日到达营口的满铁码头。当时，溥仪曾把此行视为“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我的前半生》第285页。；因此，异常兴奋。但抵达营口后，却被关东军封锁起来。负责“迎接”的关东军特务甘粕正彦，先把溥仪送汤岗子温泉旅馆——一座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软禁起来。继而，又把溥仪迁到旅顺大和旅馆，限制其行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