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作法是极其短见的”，应“及早将张作霖之沉浮与帝国在满蒙特殊权益之维护区别考虑”，因此，“对他不仅不应给予援助，必要时还应对他施加压力”。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已经认识到，在北伐革命的形势下，已经不可能继续扶持张作霖，需要改弦更张了。关东军则更为积极，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主张“满蒙乃我帝国多年奋斗之基业……我既得权益绝不允许侵害”；为确保“满蒙”权益，如果张作霖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就要另外拥立“适任者”，并由日本顾问掌握外交、财政、军事等行政主权；这个政权应从中国独立出来，实行“自治”。对此，如果中国方面敢于抗拒和排斥，关东军将不惜行使武力。参谋本部：《昭和三年中国事变出兵史·附录》第46～47页。关东军的这一论调被东方会议所采纳，成为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东方会议”后，日本内阁和军部将会议所决定的内容，汇编成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的秘密文件，上奏给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层决策。这就是在史学界众说纷纭的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虽然对这一文件的真伪，历来争论不休，但文件所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构想，与历史发展的史实十分吻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2）
二皇姑屯事件
1阴谋的策划与实施
根据“东方会议”所确定的“对华积极政策”，日本加快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首要目标的侵略步伐。东方会议后，田中将原来的“保张”策略改为“逼张亲日”。为此田中颇费苦心地“赠张作霖人偶一具”，暗示你为我掌中之孩童，必须从命《时事新报》，1928年6月14日。。随即田中加紧逼张活动。主要途径一是通过驻华使领馆，采取外交手段；二是通过与张关系密切的日本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关东北铁路的交涉。据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供认，田中和町野及“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经过密谋策划参见町野武马《张作霖被炸死的前后》，《中央公论》，1949年9月号。；逼张草签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山本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森义彪：《炸死张作霖与町野武马》，《日本周报》，1957年3月25日。。没想到皇姑屯一声巨响，把他们的美梦炸飞了。
日本军部与田中的想法有所不同，认为只有以武力才能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东方会议期间，武藤司令官强烈主张“满洲问题依靠外交根本得不到解决，除依靠武力之外别无他途”森克己：《河本大作大佐谈话》1942年12月，《满洲事变内幕史》（下），图书刊行会，1976，第264页。。会后武藤就把这种主张作为“内训”在关东军内传达了。当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后，日本军部认为使用武力的机会来到了。但寻找什么样的契机行使武力，军部中央颇费思虑。这时河本大作认为：“当目前南方派北伐方酣之际，采取于满蒙方面内部使之发生动摇之手段，使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乃为解决满蒙问题之契机，较之仅依靠摇摇欲坠之蒋介石、冯玉祥等外力，期待形势发展，更为可靠。”河本的意图是，应趁南北双方酣战之际，造成奉系内部瓦解和崩溃态势，乘机在东北建立“亲日政权”，从而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不要等到张一败涂地时再做手脚，那样将会“丧失千载良机”参见《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1928年4月27日。。
河本的想法代表了整个军部的意向，但又与军部中央略有出人。军部一种意见认为，当奉军败退关外时，以维护治安之名义，将其全部解除武装，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据此，日本政府于5月18日分别向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提出了“觉书”（备忘录）。声称：“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并祸及满蒙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军部中央随即命令关东军主力向奉天集中，准备向锦州、山海关方面出兵。然而，出兵的“奉敕命令”终未下达，反而接到了“中止既定方针”的命令。
关东军企图“名正言顺”地动用武力的计划破产了，便穷凶极恶地开始实施暗杀计划。1928年5月下旬，关东军决定“卸磨杀驴”；干掉张作霖。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指派参谋竹下义晴去北平，与驻华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实为日本军部特派监视张的大特务，后来“九·一八”事变前夜以第二［情报］部长身份秘密来到沈阳）和驻天津日军指挥官联系，准备在华北除掉张作霖。河本得知这一情况，认为“华北方面有没有敢干这种事的人，实在不无疑问”，便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干吧！”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河本认为：“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指奉系军阀）就会四分五裂”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如果不以清算二十年来总账之决心来对待，满蒙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1928年4月4日）。。“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道路”。所谓“二十年总账”概指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的“中日悬案”。所谓“满蒙问题”是指与我国东北地区（民国初年主要包括辽、吉、黑、热四省）有关的诸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此外还有东北铁路、商租权、移民问题等等。也就是说解决所谓沉积“二十年总账”的“满蒙问题”是谋杀张作霖的根本目的。
于是，河本立既着手制订暗杀计划。暗杀地点最初选在新民以东的辽河铁桥，经侦察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后经多方研究，最后选定沈阳城西北的“三洞桥”。暗杀手段有两种，一是袭击列车。在铁轨上安置脱轨器，造成列车脱轨，组织“拨力队”袭击列车。二是用炸药炸车。为了“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河本选择以第二个方案为主，第一个方案为辅。接着，河本把负责“三洞桥”地区守备任务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找来，布置实施方案，命菅野工兵中佐负责准备电气工具和炸药，派神田大尉和桐野中尉协助实施《河本大作笔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至5月底，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张作霖闯入“必死之阵”。
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返奉时间，河本除派竹下去北京侦探外，还在京奉线沿途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派出石野芳男、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等密探，使用军用电话与关东军参谋部联络。为了混淆视听、嫁祸于人，河本还自作聪明地导演了一出“南方便衣队”的戏。他通过宪兵队和特务机关，骗来三个中国游民，其中一人觉得不妙，中途侥幸逃跑。其余二人被带到“三洞桥”，刺杀现场附近。据事后调查，二人各持有俄国制炸弹一个，衣袋中查出密信三封，内容暗示他们要在东北举事。河本没想到这件事后来反倒弄巧成拙，败露了马脚。
6月初，张作霖不甘心情愿地发表了“出关通电”，于3日离京返奉，当他以为已安全到达家门口时，不曾想却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6月4日凌晨，河本得到张作霖即将到达奉天的准确消息，亲自坐镇设在东拓大楼内的临时关东军司令部，密切注视着“三洞桥”方面的动静。5时23分终于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河本心喜若狂，后来回忆说：“随着轰燃的爆炸声，黑烟腾空飞起200米，我以为张作霖的骨头也飞上天了，这可怕的黑烟和爆裂声，令人毛骨悚然。”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3）
据当事人张作霖的随从温守善回忆：“火车离开皇姑屯车站，张作霖坐的那节专车，只有张作霖、吴俊升（黑龙江省督办）和我。由于当时正是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都望着车窗外的晨光和庄稼，边看边谈。当这节专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烟尘滚滚，沙石纷飞，把车箱炸碎。……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61～162页。关于被炸情形，据事后调查报告，张作霖所乘列车共计20辆，由机关车算起第9～12辆共4辆被炸毁。“第10辆大包车系大元帅、吴督办、仪我（也写作仪峨）顾问等所乘，车身几乎全部毁坏，仅剩前方门及门框并框侧木板，而后方脱落一轴，二轮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北首铁桥完全坠落，其栏杆正压在饭车右侧，其副桥则坠落于其南首。副桥之南端炸有大形洞二处，口径均逾尺”。报告判断：“足证药性之猛，用药之多，决非手腕之力所可抛掷，必系预先装置”。档案：《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4683/842》。
2皇姑屯事件评析
这样一个凶狠而阴险的阴谋，有人说是河本大作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仅仅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河本大作在1953年的供述中，一方面承认了策划皇姑屯事件的阴谋罪行，另一方面以“我察知司令官的企图……我认为……我选定……”等一连串的“我”来供述，最后说：“总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问题，其全部责任应归我担负《河本大作笔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