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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在长辛店，马厂等地激战7天，结果奉军大败，退回关外。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然而，张作霖虽然兵败，但实力犹存，特别是有日本的撑腰，张作霖竟宣布东北“自治”，仍然割据东北。并整军备战，企图东山再起。对此，日本对奉张给予了极大支持，除供给大批军火外，日本还帮助张作霖扩建奉天兵工厂，增派军事顾问，协助训练军队。日本政府在1924年5月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强调，“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1～62页。
在日本的支持下，奉军经过两年整备，决心与直系决一雌雄。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导火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战争中日本施尽伎俩支持奉张，不仅在军事方面派出军事顾问团指挥奉军作战，供应武器弹药，出动军舰到秦皇岛，伺机干涉，而且通过军事间谍策划倒直联盟。在日本军部的撺掇下，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军迅即瓦解。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关东军的独立与张作霖的崛起（2）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结束。
不久，张作霖进入北京，拥段祺瑞为“执政”，控制了北洋政府，其势力扩展到了华北，进而伸展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但是，奉张连年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并且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反对革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一些军阀也乘势发起反奉战争。这种局势导致奉系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酿成了郭松龄反奉事件。
郭松龄，字茂辰，辽宁沈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加入奉军，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功勋卓著，成为奉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之一。1925年11月，郭对张作霖镇压革命，穷兵黩武极为不满，与冯玉祥订“合作密约”七条，举兵反奉。郭军很快攻占了锦州，兵刃直指奉天。当时奉军大部都在关内，张作霖在奉天只有少数卫队，奉张政权岌岌可危，于是张作霖便向日本求救。日本“在满”各机关认为，郭军举事使“满洲受到赤祸威胁”，并有破坏日本“满蒙”权益之虞，主张“援助陷于困境之张作霖，使之东山再起”。参见满铁档案：“总体部3083卷”。12月上旬，日本政府做出决定，令关东军“速施警告，做适当配置”，实行武力干涉。于是，关东军一面发出警告，禁止两军在南满铁路沿线附近作战，以阻止郭军进攻；一面派出浦澄江大佐等人，向郭军提出所谓“援助”条件，企图诱使郭松龄承认奉张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遭到郭的拒绝，关东军遂调动部队向奉天集中。不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增兵“满洲”的决定，从日本和朝鲜增派部队进入东北。当郭军进抵奉天附近时，省城已由日军把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和支持下，张作霖得到喘息，调来援军，在巨流河会战中，郭军兵败，郭松龄夫妇被俘，惨遭杀害。
上述事实表明，张作霖的崛起及其发展，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作为回报，日本则利用张氏权力攫取了许多权益。在铁路方面，1922年张作霖批准日商在吉林省合办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江）铁路。1925年张作霖实际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与满铁签订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这两条铁路是日本长期策划的“满鲜联络第二通道”重要线路吉会（吉林至会宁）路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1924年奉日签署了《洮昂铁路承造合同》，使日本势力伸向了黑龙江省。在矿业方面，1916年在张作霖的许可下，以满铁资金成立了中日合办“振兴铁矿公司”，使日本控制了著名的鞍山铁矿。由日本大仓财阀控股的本溪铁矿，得到了张作霖允许减税的好处。在“土地商租权”方面，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获得了该项权益，但在袁世凯死后中国未予承认。而张作霖却在1917年以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名义发布“训令”（《奉天省长公署训令》第306号），承认该项权益。此外，张作霖还聘用日本军人为军事顾问，至皇姑屯事件止，张作霖聘用的日本顾问达10多人参见陶尚铭《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日本顾问是日、张勾结的重要纽带。
张作霖在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同时，还镇压反日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当然也包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斗争高潮，张作霖对革命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派出军警监视学生，限制其行动自由。对此日本深表感激。常城：《张作霖》第78页。1920年在延边地区发生了“珲春事件”，中朝人民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日本驻朝鲜军队出动；进入珲春地区进行镇压。张作霖不但不制止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还派兵协助日本进行镇压。这些充分暴露了张作霖卖国求荣，为日本效劳的丑恶嘴脸。
当然，张作霖作为一个大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是由其本性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但这种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转变。还不能说张作霖是完全死心塌地依赖于日本，当他势力较弱或出现危机时，他会极力讨好日本，而当他羽毛丰满，势力强大起来；就不那么听话了。概括地说，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张作霖需要依靠日本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一方面日本企图利用张作霖扩大“满蒙”权益，控制中国。两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从各自利益出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妥协，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总的来说，在20年代中期以前，张作霖对日本投靠的一面较多，从1924年张作霖第二次入关以后，随着其势力的增强，不能不考虑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不愿听任日本的摆布，张日之间的裂痕扩大起来。而日本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法西斯化的侵略倾向日益严重，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更加疯狂起来，彻底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也触及到了张作霖的根本利益。因此张日矛盾也不断激化起来。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1）
一东方会议1927年日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金融危机，使国内矛盾日趋尖锐。与此同时，中国北伐革命蓬勃高涨，席卷长江两岸，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在这种国内外极度动荡局势下，日本成立了以军阀头子田中义一为首的政友会内阁，外务次官由与军部和右翼团体关系密切的森恪担任（实际代理外相），田中内阁刚上台，就改变若内阁所奉行的协调外交，实行对华武力干涉的强硬主张，于5月第一次出兵山东。接着，为加快推行大陆政策，于6月末至7月初召开了“东方会议”，专门研究对华积极政策。会议由田中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方面的森恪、出渊胜次、亚洲局长木村锐市、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及驻奉天、汉口、上海总领事；军部方面，陆海军次官、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次长、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此外还有殖民地重要官员和内阁的重要成员。
会议分析了中国的局势，重点研究了所谓“满蒙政策”。制定了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共计8条，其要点：第一，当日本在华之利益“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这表明日本决心不惜使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第二，“满蒙”权益是日本的特殊利益，“万一动乱波及满蒙……不论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第三，为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将对“东三省实力派”予以支持；这表明日本决心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亲日政权参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
会议还研究了实施“满蒙”政策的策略问题，出现了两种策略主张。稳健派主张采取“内科方式”，即以强硬外交为手段，以经济渗透方式，逐步扩大其利益；他们较为担心以武力干涉方式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的直接冲突。强硬派主张实行“外科方式”，即在强硬外交的基础上，不惜动用武力侵华，准备必要时与英美进行战争。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曾探问田中，推行“满蒙政策”如引发世界战争怎么办？田中表示：“有决心和准备”《蒋介石秘录》中文本，第7册，第66页。。
会议还就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如何对待张作霖政权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逼张从日”（因张作霖已经不太听话了，故需让其顺从）或放弃张作霖，另外拥立“东三省实力派”的意见。总的看，“放弃论”已成为主导策略，但如何“放弃”意见有所不同。田中等人认为，应在张作霖衰败之前，做最后的勒索，然后再抛弃之。为此，田中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和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进行了密谋策划，决定从所谓“满蒙”问题中最突出的铁路问题着手，逼张就范参见町野武马《张作霖被炸前后》。而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则主张干脆换掉（其中一些人主张除掉）张作霖，另立顺从于日本的“适任者”。
实际上，以上政策和策略在东方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进行了充分酝酿。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曾提出一份《关于中国时局对策的考察》的报告《年表及文书》（下），第98～100页。；其中重点谈了对待张作霖问题，认为以前那种“总是以张作霖为唯一（支持）目标的作法是极其短见的”，应“及早将张作霖之沉浮与帝国在满蒙特殊权益之维护区别考虑”，因此，“对他不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