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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的《宣言》、《诏书》、《语》等，向东北少年儿童灌输服从傀儡皇帝、崇拜日本天皇，忠孝大义，尽忠于天皇的说教。此外，在小学增设实务一科，中学增设实业一科，对东北青少年重点进行实业劳动教育。并且增加实业课所用时间，占全部课时的1/4以上。课程内容极为广泛，多侧重于农科，如农作物、园艺、土地改良、育苗、肥料、牧场经营、造林、森林利用、农业气象等等，科目多达20多个。有时实业课甚至取消系统知识、基本理论的讲授，代之以进行所谓的实际操作和训练，使学生成为只知劳作的活的劳动机器。以培养适应日本侵略者战时经济体制所需的劳动力。
新学制颁布后，日语已被定为“国语”。所谓国语即满洲国的国语，在中小学教育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伪满初期旧制下和日语同时作为外语出现的英语此时已然被删除掉，旧制下日语授课时间仅为每周三学时，后虽逐渐有所增加，但最多也只是每周六学时或十学时。可此时日语作为国语课，教学时间增加为“满语”（即汉语）课时的一倍。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把日语定为国语，其主要目的是妄图利用日语来消灭汉语，达到同化东北人民，使其日本化。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被同化、被消灭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进而达到消灭中华民族之险恶用心。此时的日语也已不单是一门语言学，而成为“日本精神”有力的宣传工具，通过学习日语，极力向东北青少年灌输“大和精神”和盲目的崇日、亲日思想。
在其他文化课教学中采取不断减少授课时间、改编所用教材的方法，来降低中等教育文化知识水平。如：作为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合在一起仅有2～4学时，作为数学的代数、三角、几何等科合在一起也仅有2～4学时。而且所用教材也都是经过特殊改编的，内容粗浅，缺乏理性、逻辑性、系统性。讲授中不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注重所谓的实习，严重的降低了中等教育的文化知识水平。
高等教育方面，新学制执行后，由于战时的经济体制，对劳动力和劳动技术提出了迫切需求，日本侵略者才开始增设若干高等院校，以适应和满足当时之需。先是在1938年，设立奉天高等农业学校、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和伪新京医科学校，奉天医科专门学校改为大学。1939年新京和奉天工矿技术院改为新京工业大学和奉天工业大学。1940年设立哈尔滨农业大学和佳木斯医科大学，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北安开拓医学院、龙井开拓医学院、齐齐哈尔开拓医学院等等。所设学校以农、工、医科居多，都是基于“国策”需要，属于应急对策。
在伪满统治期间有两所特殊的高等教育设施，即大同学院和建国大学。他们格外受到日伪的青睐，占有特殊地位，因为他们是培养殖民统治的核心骨干人员的场所。大同学院建立于伪满初期，建国大学则是新学制的产物。1937年5月“新学制”公布后，同年8月5日，伪满政府颁布了《建国大学令》，于1938年5月2日建国大学成立。这是一所不隶属于文教部门而由伪国务院直辖的特殊大学。大学总长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兼任，副总长日本法西斯主义专家作田庄一才是建国大学的真正主宰者。建国大学的学制与其他高校有别，修业年限为六年，且入学者免收学费，实行公费。大学课程设置根据教育训练重点的不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种。前期修业三年，日语、汉语为必修课，是课时最多的课程。此外主要是进行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军事训练占训练课的40％。后期三年，设有文教、政治、经济等专业课程。后期的训练课主要以作业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
建国大学之所以进行分期分科的教学和训练，其目的在于培养推行殖民侵略政策所需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的骨干人才。军事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国粹主义教育贯穿其中。建国大学副总长作田庄一曾说：“不管是日、满、汉、蒙等任何民族学生，除对‘日满’外不许有任何祖国观念，以使学生最终能按日本的意志去指导‘满洲’以至亚洲各民族。”在1937年8月所颁布的《建国大学令》中也明确指出要培养“体得建国精神之神髓……之先觉指导者”。伪满《建国大学令》1937年8月5日。此乃建国大学创建之根本目的。建国大学还明文规定，学生毕业后负有义务，接受伪满政府的分配，充当伪满政府官吏和协和会职员。伪满《建国大学令》1937年8月5日。建国大学还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从事专门研究， 进行“建国精神”、“满洲国策”、“满洲民族思想”、“反苏反共”等课题的研究。可见，建国大学既是培养和训练殖民统治骨干的场所，又是炮制殖民侵略理论政策的中心。
总之，新学制公布后，在此一时期教育内容上除了注重劳动教育，实业教育之外，突出了效忠于日本天皇的教育即皇道教育，向学生进行反共反苏的思想灌输和降低文化知识的教育。
三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1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方针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基地，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又被紧紧的纳入战争体制，被牢牢地栓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因此，教育也毫不例外地被纳入战时体制。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 ，捧回日本天照大神，开始推行惟神之道。并于同年7月15日溥仪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佐藤知恭草拟的诏书）诏书声称：“今兹东渡，恭祝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5）
随后，伪满文教当局依据诏书中的“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之精神，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神道教育”。该方针的基点为：“我国之教育本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使练成之。”此时的神道教育，即“惟神之道”，是惟日本天照大神之道。据日本史书所载，天照大神乃是日本国的始创者，以三神器（八咫镜、草剑、八坂琼曲玉）治国；在日本很受尊崇。日本侵略者为了向东北青少年灌输尊皇崇神，尽忠天皇之奴化思想，进行精神统驭，故歪曲史实胡编乱造，把天照大神说成是伪满洲国的创始人，并宣称裕仁天皇和溥仪都是“天照大神”之后裔，两人精神如一体，日满两国是一体的，是密不可分的父子之邦。日本侵略者利用所谓的“惟神之道”，极力向东北青少年儿童灌输尊皇敬神的精神教育，从而为其巩固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可见该方针与初中期的王道、皇道相比，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奴化教育方针。
2战时体制下奴化教育的全面推行
（1）“尊皇敬神”教育。
日本侵略者抛出神道教育方针之后，整个东北学校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学校设置的国民道德科改为建国精神科，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建国精神科以惟神之道为基点，利用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对学生进行“尊皇敬神”、“日满一如”的奴化教育。宣扬“八一宇”、“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等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向学生灌输满洲国皇帝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日满两国一神一崇”， 溥仪是日本天皇在伪满洲国的代理人，要求东北青少年学生必须绝对尊崇和信奉“天照大神”，拥护“大东亚圣战”，绝对忠诚于伪满皇帝和日本天皇，做日本天皇的“忠良之国民”。
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更加祈求于所谓“神灵”、“神光”的保佑，进一步加强了尊皇敬神教育，将“建国神庙”也搬进伪满各学校内，要求各个学校都要修建小型的“建国神庙”，搞供奉“神玺”的活动。“神玺”被安放在准备好的神龛内，要求师生按时参拜，并且每次经过时都必须行九十度的“最敬礼”。把“尊皇敬神”的思想强制性的融入到师生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学校每天都要搞三次拜神活动。此外日本侵略者还通过各种祭祀、典礼活动，如朝会、参拜建国神社等强制性方式进行“惟神之道”、“尊皇敬神”的教育。如果师生稍有不顺，便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伪满政府在1940年发表的《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建国神庙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建国神庙之摄庙有不敬行为者处七年以下之徒刑”。还规定：“本法无论何人对于在帝国领域外犯法之罪者，亦适用之”。《盛京日报》1940年7月16日。将惟神之道的神道教育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强制实行，要绝对尊崇和信奉。
（2）校内的时局教育。
伪满各级学校在此一时期极为重视时局教育，把其列为学校教育的重点。在校内成立了专门进行时局教育的时局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资料、教材的收集和研究以及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学校每天都及时揭示时局新闻，组织学生收听重要的时局新闻广播，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反映战争胜利的电影。为了增强学生对时局认识的教育，要求学生每天记所谓的“时局日记”，把报纸或新闻广播中的时事材料记录下来，如果学生家庭缺乏此类条件，要求学生到“邻组”同学家里去听取。对时局材料认真记载之后，第二天交由教师审阅。各班级都要搞报纸剪辑，及时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