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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喇嘛当上了少先队副队长
1935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接着继续长征到达藏区。部队进入这片少数民族区域后，一些藏族青年怀着朴素的感情参了军。天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为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共第一批藏族党员。
天宝，原名桑吉悦希，1917年2月出生在阿坝马尔康一个贫苦藏族农民家庭。当地的习俗，一家人有一个男孩首先要送去当小喇嘛，天宝在家中是老大，十二三岁时便入寺庙当“扎巴”。他在寺庙内地位很低且深受压迫，加上多少学了一点藏文，算是有文化的喇嘛，思想比较活跃，内心中有了反抗的念头。红军初到藏区时，国民党和反动土司散布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等一系列谣言，藏民们纷纷逃到山里。天宝本来觉得自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愿躲藏，后被迫同众人上山。不久，他出于好奇又偷偷下山，观察这支从未见过的被称做“红军”的汉人队伍。
天宝发现红军纪律严明，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宁可冒着雨雪风霜，挨饿受冻。尤其是看到这支队伍待人和气，还把没收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他更是在心中出现了共鸣，渐渐敢同红军接触，还产生了打土豪给乡亲们分浮财的念头。出于对红军的好感，天宝没有同父母亲商量便报名参了军，当即脱去袈裟，穿上了一套不太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由于他在参军的藏族年轻人中算是有文化的，马上被任命为“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副队长，任务是为红军筹集粮草，还参加打土豪、分田地。
受到红军严明纪律和和蔼待人所感动而参加红军的，在藏区还有不少人。沈阳军区曾有一个全国唯一的藏族女红军，她回忆当年的情景便说，自己起初躲在村里，见红军纪律好才敢出来。由于她能讲点汉话，便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并去动员躲避的藏民下山。此后她在革命队伍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便留在红军中再也不走，一直跟随到陕北。
参加红四方面军不久，天宝就跟随部队两过草地，又南下西进。由于他表现好，入伍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被任命为藏民独立师青年部长和“番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天宝作为藏族干部，一到达新驻地，就率领战士到寺院或土司头人家中筹集粮草，交涉各种具体事务，起到了汉族指战员难以起到的作用。
长征路上学习文化知识
天宝回忆说：“我参加红军的时候，不认识一个汉字，汉话也说不了几句。”“我这一点汉文，就是在长征路上开始学的。”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学过的汉话大部分能很快记住。通过学习，他由简单直观地感到红军好，逐渐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在藏区曾有上千名藏族青年参加过红军或红军领导的独立师，后来只有十几人跟着红军最终走到陕北，其中就包括天宝。
在终日转战的长征路上，部队领导仍一直督促天宝等新入伍的同志学文化，以此了解革命道理。行军上路时，天宝背的背包上就写着汉字，后面的人一边走一边看，天宝则看前面战士背包上的字，在途中达到会念、会写。他说当时部队领导对文化学习要求很严，“休息的时候还要考试，考不及格，要挨批评的！”
天宝努力学汉语，学一点就“现炒现卖”，向藏胞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同时交涉筹粮。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天宝说：“我们这里本来就穷，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差不多吃光了。”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动员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在他自己当过小喇嘛的那座小寺院里也找出了几百斤青稞。由于粮食不足，天宝就尽量找牛羊，肉可食用，皮子用来做背心、坎肩。天宝等人还把牛皮或羊皮穿几个眼做成简陋的皮鞋，供同志们穿用。
野菜宣传员兼翻译和向导
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集中少数民族战士组成了一支“番族人民自卫军”，天宝被任命为党代表。考虑到这支特殊部队的成员较熟悉藏区地理和民情，由他们担负着为大部队开路、找粮食、找牛羊和收容掉队或迷路战士的任务。走出草地时，少数民族战士所剩不多，这支部队番号撤销。过草地的行军中，天宝还担任了翻译和向导，又是“野菜宣传员”，负责拿着各种野菜到各部队讲解说哪个可吃，哪个不能吃。由于他对汉话还讲得半通不通，只好一面讲一面用手比划。天宝很小就到寺庙当喇嘛，未出过远门，行军时也刘伯承只能靠自己摸索为部队引路，自称是“不称职的翻译和向导”。
同天宝一起到红军中来的，还有个藏族青年，汉名叫王寿才，过去走过草地，又懂汉话。总参谋长刘伯承请他带路，还配了一匹马。走到草地中央，王寿才发了高烧想回家，部队就用担架抬他，在左路军第一次过了草地时指明道路立了大功。以后王寿才到了陕北并且入了党，解放后当了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在延安时天宝对他开玩笑说，别人都是自愿参加红军，只有你是被红军战士“抬”到革命队伍的。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宁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从中国革命的长远角度考虑，在刚创办的中央党校里专门办了一个少数民族班，天宝也成为其中的学员。
毛泽东给小伙子起名叫“天宝”
1937年秋，中共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在延安开课，廖志高任班主任，天宝任学员班班长。少数民族班的同志普遍文化低，不少人连汉话也说不好，学校就专门给他们开“小灶”，找文化高的学员给他们辅导。
在这个民族班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领导人经常来讲课，基本能保持每周有一位中央领导来作报告。毛泽东来讲课后，还经常同这几十个学员交谈。有一次毛泽东问当时还名叫“桑吉悦希”的天宝说：“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得到的解释是，“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活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毛泽东笑着说：“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接着，毛泽东想了想又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从此，“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并被这位藏族红军战士终身使用。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校少数民族班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民族学院，乌兰夫任院长。天宝接受了进一步培养后，又参加了实际工作，担任了蒙古抗日支队的教导员。1950年11月，天宝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后改称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一任主席，后来又在西藏担任了领导职务。
【点评】着重培养贡献突出
红军长征时在藏族区域活动了近一年时间，吸引了一些像天宝这样的藏族红军。他们通过长征和以后战争的考验，到延安后又经过党中央的培养，从头开始学文化，并提高了思想和政治理论水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藏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并为解放西藏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章 争取回民（1）
——“陕甘”变成“陕甘宁”之谜
1935年10月初，毛泽东亲自率领的红军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甘肃通渭县，向东北方向进军。走出几十里就看到沿途有一些零星的回民村庄出现。这里的回族群众经常同汉族交往，一般都通晓汉话。红军队伍进入村子后，当地回民看到红旗，纷纷跑到路边，端出泡好的茶水并招呼说：“红军先生，咱们没有什么东西招呼，请喝茶吧！”在这样一个很陌生的少数民族区域，中央红军受到群众这样的迎接，实在是感到有些意外。
红二十五军给回民留下好印象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回民区之前不久，经过了彝、藏、羌等民族聚居的地区，积累了不少民族工作的经验。9月末中共中央在甘肃通渭县召开会议，了解到在向陕北前进的路上要经过回族聚居区，于是特别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陕甘支队对全体人员进行了民俗民情教育，特别强调不得吃猪肉，不得借用回民的日常用具。各部队对炊事班事先都进行了检查，要求将原来所存的猪油提前吃完，进入回区后只许携带菜油和豆油。
10月上旬，陕甘支队进入了回民地区，意外地发现当地群众不仅不逃避或对抗，而是群起相迎。在村子里的墙壁上，还写有“红军和回族同胞是一家！”“回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标语。
中央红军经过询问知道，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曾从这里经过，给回族群众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当时，军政委吴焕先为了搞好同回族群众的关系，专门找群众座谈调查，给部队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
三大禁令是：
一、禁止驻扎回民的清真寺；
二、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
三、禁止在回民中吃大荤。
四项注意是：
一是要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二是要注意不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
三是要注意回避青年妇女；
四是要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不准在回民中说“猪”等。
吴焕先向部队做出民族政策的规定后，在镇内召集当地名人和阿訇开座谈会，说明红军不收款、不催粮、不拉夫抓丁的政策。军部首长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又热情而隆重地拜访了清真寺，还赠送了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八个大字的锦缎匾。接着，老阿訇和回族群众带着礼品、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