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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个别脱队以外，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其中相当部分日后都成了党、国家、军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而那些留下来的女性，则命运多舛。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性则刚好相反：出发时的2000多名，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中央苏区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有10位是直接进了名单的，她们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如李德、博古、周恩来是当时的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妻子肖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在其中，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当时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钧也在其中。这10人中，肖月华、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而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她自己曾提出留在苏区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刘群先长征前不久头部在国民党空袭中被弹片击伤，从而导致了流产；贺子珍、廖似光和陈慧清已经怀孕，在长征中还生了孩子（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就是因为怀孕而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蔡畅患有严重的胃病，体检是过不了关的。
不过，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军委的机要秘书……
随队远行是福是祸，当时谁也不能未卜先知。
【点评】女性奇迹辉煌表现
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比较明确，共计约60名；红四方面军确切的数字已经无法统计（因途中常有增减），最多时为2500人。总之，参加红军长征的所有女性不足3000名。
对参加长征的女性，无论是领导人、党史战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等都不曾吝惜赞美之词。确实，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挑战了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极限。
长征给她们提供了舞台，她们在这舞台上创造了伟大和光荣，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二章 行程更漫长（1）
——女性长征的代价之谜
二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这些女性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红军女战士的“行”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与男红军相比，她们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修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修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条件下生存下去。
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当时有“八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八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曾给康克清当过警卫员的女兵罗坤年仅13岁，她带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沿途靠乞讨生活，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三个多月，终于追上部队。
藏族女战士姜秀英的脚趾头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头砍掉。
在行军途中，红军女战士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条件使得她们的性别意识淡化。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同志在北京合影
在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牛粪里刨食”，牛皮鞋底做成“美味”——红军女战士的“食”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红军女战士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有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过草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领略到自然环境的严酷。女战士汪荣华回忆道：“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性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为了生存，她们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战士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上夹杂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美味的食品。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飞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带、皮帽。有一次，李伯钊把刘少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
唯一不觉行军之苦的是康克清。她身体强壮，背着三四条枪行军，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在延安曾对史沫特莱说：“同那么多可爱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军和出门散步差不多。”
夜宿女房东屋里闹误会——红军女战士的“住”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徐特立还编过“捉虱舞”，亲自表演。
女性的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军认出是女的，也因为卫生问题。女性营养不良，第二性征没有了，住宿到女房东屋里，还会闹出误会，曾经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一些干脆剪成光头。她们平时戴着帽子，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男战士偷偷将她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女性恼怒和尴尬的神情，变成男性开心的笑料。
【点评】正视事实女性伟大
长征中的女性有着耀眼的光彩，却也有些人遭受到不公，但这些绝不会有损于她们的伟大，也不会有损长征的伟大。
遗憾的是，以往关于长征的著述中，或者受史料局限，或者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善意，对女性的不尊重鲜有涉及。
是继续隐瞒还是正视这些事实，拷问着治史者的良知。
在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这种遗憾再持续下去？通过长征中妇女的经历也可看出，要消除对女性的不尊重，使妇女在社会上得到彻底解放，确实需要经历很长远的历程！
第三章 乌泥涂脸剪长发（1）
——红军女战士战斗力之谜
长征中，除红四方面军外，其他几只红军部队都没有编制妇女作战部队，她们多被编在后勤、卫生分队，主要从事机要、秘书、卫生、党团妇女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回避开直接的战斗。
红四方面军编内的妇女独立师占了长征妇女的绝大多数，妇女也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琴秋：精通五国文字的红军女师长
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最高职务的女性，当属张琴秋。她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
张琴秋——红四方面军入川时的政治部主任
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中共西北局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1933年，由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