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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在长征时只有21岁，懋功会师前后患了伤寒病，卧床不起。6月的天气，他身上盖着好几床棉被还觉得冷。他连天拉肚子，肠子的内膜都泄了出来，命如游丝。经当地一位老中医的调治，命总算保住，顽症却未能彻底治愈。
六盘山离奇死亡300余人
知道病因的疾病并不可怕，当年囿于客观环境和医疗水平，有些不知原因的死亡则充满了神秘和恐怖，也给指战员心里造成很大的阴影。
担任前锋的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回忆过草地时，印象最深的是：“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是饮水还是瘴气中毒，或者是饥饿还是冻死，没有人知晓。”
红二军团六师冒着雨雪翻越老则呷登山，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发现死去干部战士140多人。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有过记载：“向中甸前进中间经过一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
休息通常是能够恢复体力的，为什么会造成猝死？雪看上去洁白无瑕，况且大家都喝了雪水，为什么有人会死？谁能给出答案？这些问题不仅让死者不能瞑目，而且也会让身经百战的生者心中不安。
海拔4443米的亚克夏雪山是红军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大雪山。1952年7月，解放军剿匪部队137团在这里发现了12具17年前长征红军的遗骨，头北脚南，排列整齐，骨架旁还有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是什么无声无息地夺去了一个班建制的战士的生命？事后推测，凶手可能是高山缺氧窒息。
长征途中还发生过一件离奇的命案。中央红军在翻越六盘山时，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突然死了300余人。红军保卫部门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侦破，抓了一些可疑的人，立案调查数月，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证据。直到50多年后谜底才揭开：原来红军下山后，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泉水喝。没想到清澈的泉水中含有大量氰气，与土壤中的钾、钠结合生成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这些人都是被氰化物阻断了中枢神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生命。
医护人员最辛苦
许多老红军回忆，经历过长征的人，差不多都能当半个医生，因为见到过各种疾病和无数的死亡，大家也都懂得用简易方式处置病患。
在强行军中，最苦最累的往往是医护人员。红三军团有个看护队，在过草地时24人就牺牲了8个。每次出发前，他们都要先给病员服药，给伤员换药、包扎好伤口，路上吃的、喝的、用的东西都要准备好，尽量减少伤病员的痛苦。在过草地时，队员们将所剩不多的粮食让给伤病员，自己去摘野菜充饥。到了宿营地，他们先给伤病员烧水、洗脚、看病、换药，然后自己才去休息。这样，他们比一般战士要起得早、休息得晚，再加上缺粮少吃，身体也渐渐虚弱。伤病员有增无减，担架不够用，医护人员还要搀着伤病员走。长征到达陕北的康克清
红军很重视医疗卫生，药品主要靠缴获或购买，红四方面军还创造了一套以中草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不过到了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区，药品得不到补充，就只有凭借经验抗击病魔。
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前人用牺牲换来的经验就成了一剂良药，它让人们能避开即将到来的危险。红四方面军南下时自然条件更为恶劣，但有了此前翻越夹金山的经验，爬山前准备比较充分，反而损失不大。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根据以往经验，在翻越雪山时向全部队口传命令：翻越途中所有人不得坐下来休息，各级干部要照顾体弱有病的人，不能让一个人停下。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难题并增强指战员的体力，贺龙带头去钓鱼。草地河流纵横，鱼很多，藏民又不吃鱼，很容易钓到。食物中添加了动物蛋白，能增加人身体的抵抗能力，又避免吃野菜带来食物中毒的危险。
【点评】有了后方不怕生病
长征中的红军患病众多，轻病号都坚持跟随部队，重病号的安置却成了大难题。为保存重要骨干，红军规定团以上干部和重要技术骨干（如电台人员等）伤病后抬着走，其他重伤病员每人发几块银元安置在群众家中。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调查统计，有15万失散红军，相当一部分就是长征途中的患病离队人员。
长征中的红军因为疾病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最终到达了全国仅存的根据地陕北。在那里，指战员们感到最安心的一件事，便是不再怕生病，因为那里有后方医院，有苏区老乡的窑洞可休养，病愈后马上又可以归队。经过长征的人，对根据地的作用刻骨铭心。
第六部分 女性之谜
第一章 战争无性别（1）
——女性参加长征数量之谜
战争本身并没有性别。从西方的圣女贞德到东方的花木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让女人走开过，女人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战争。
70年前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四支队伍中，也都离不开红军女战士的出色表现。
中央红军：女性参加长征要体检
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战士有32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
这32位女性都是有案可稽的，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益）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这就意味着她们之中有两位并不是经组织批准参加长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这两个人中，可以肯定有一个是曾玉，另一位说法不一，无从查考了。
那么，究竟符合什么条件的女性才能参加长征呢？
当时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共有100多位红军女战士成为拿到了体检通知的幸运儿。但经过医生一番严格的扣诊、听诊、验血、照X光等系列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或者说不需要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位女性，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被批准参加长征的女性，有的是中央苏区机关的干部，有的是医院的护理人员，有的是文工团的战士。当时没有留下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工作女性的确切数字，这些女性究竟占全部工作女性的百分比是多少，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其他红军部队里的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红二、四方面军对参加长征女性的遴选，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严格。
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二十五军也告别了大别山区。从鄂豫皖出发参加的近3000人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7名女性，她们的职业比较单一，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男女之比约为428∶1。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行列中的女性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纪（红？）林、胡越强、张四妹、伍秋姑、石芝、马积莲、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她们有干部、机要员、宣传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
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和独立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
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了作战，人数增减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沿参加长征的部分红军女战士合影，
右起：刘英、夏明、蔡畅、陈琮英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性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由于人数众多、牺牲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出她们的名字。有的女红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
在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妇女队伍中，还有几个来自一方面军的人，如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政委的王泉媛、吴富莲，帮助四方面军组织文艺工作的李伯钊等。她们不仅都成为三过草地的女红军，而且长征的时间长达两年，走的路也比一方面军主力多了1万里。
走与留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命运
走，抑或是留？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女性来说，是党组织的考验。对于每一位参加或者被留下的女性个体而言，走与留关乎着她们未来的命运。
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个别脱队以外，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其中相当部分日后都成了党、国家、军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