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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善于听取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其他战友的意见,聚集体智慧于一身,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军此时的机动灵活,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红军广大指战员却感到回到了前三次反“围剿”时的主动局面,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由此确定。
第三章 铁索孤舟(1)
——中央红军打破“宿命”之谜
红军在大渡河畔的战斗,有两个具体场景:“安顺孤舟”和“飞夺泸定”。与其他战斗相比,大渡河畔的战斗更能体现“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特点。
安顺场渡口一叶孤舟上的18位勇士,泸定桥13根光溜溜铁索上的22位英雄,其个人的战斗素质和勇猛精神,被提到了决定整个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高度。
但大渡河畔的战斗,如果只是为了证实红军战士的勇猛,是远远不够的。它真正的含义在于打破了一直笼罩在红军高级将领头上的宿命——一个关于大渡河的宿命。
大渡河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打精神战这张牌
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暂时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从云南北进。蒋介石亲自坐镇昆明,一面令薛岳渡金沙江紧追,一面严令大渡河的川军加紧布防,同时宣称:“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大渡河边,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处。
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3万人到达安顺场(彝语紫打地)。一个多月前他们在云南巧家抢渡金沙江,清军毫无知觉。他北上时选了一条山间捷径,而且也没有选择跟先遣队同在大树堡抢渡,而是把渡口改在大树堡上游的安顺场。
石达开到达的当天,立即派人渡河到北岸侦察,没有发现敌情,决定停留三天,征集船筏。此时是阴历4月27日,往年大渡河汛期最早也要到5月底。
石达开做好渡河准备时,发现河对岸出现清军,便派出5000精兵以船筏大举抢渡。此时大渡河却提前涨水,几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毁,渡河精锐皆葬身洪水。奇怪的是,强渡失败后,洪水旋即消退,两军都疑是“河神”显灵,清军士气大振,太平军则士气低落。
《战士报》第186期载有《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等文
和十七勇士及五个模范等名单
随后,太平军又做了几次渡河尝试,皆告失败。石达开决定向扼守要路的番族土司王应元以金银买路,遭到拒绝,只好冒死向东突围。由于洪水、战斗、疾病和饥饿,使最后突围的不过6000人。为了轻装,石达开甚至让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最后突围仍未成功,石达开被迫请降,被解到成都处以极刑。
72年之后,红军无论是从到达的时间、路线、兵力和面临的困境上看,跟石达开当年确实有着几分相似。毛泽东知晓石达开的典故,不过他自有妙计。
毛泽东建议,让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刘伯承在江西曾因反对李德而遭贬,黎平会议之后才官复原职,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他早年在讨袁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毛泽东多次有意放出话去:“刘伯承绰号‘独眼龙’,无论是金沙江还是大渡河,区区江河之水又岂能困住龙乎?”
刘伯承抢出生死攸关的三天
用刘伯承过大渡险关,关键在于他是川中名将,熟悉川西的地理人情,在当地威信很高,且心思缜密。刘伯承担负开路任务后,经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经德昌、西昌北进安顺的羊肠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边。
过彝族区之前,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结盟成兄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三天通过彝区,就是这关键的三天改写了历史。刘伯承事后回忆:“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
为使刘伯承顺利夺取安顺场,军委又派左权率部分兵力在大树堡佯攻,制造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的假象。
5月24日,担任先遣队的红一军团的第一师第一团急行军80余公里,首先赶到安顺场右岸。此时船只已大部被敌掠往对岸,红军只夺到一条小船,马上以一营营长孙继先率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奋勇队。
5月25日上午,冲锋号吹响,红军集中了三挺重机枪,连同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第一批9名勇士每人带着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冒着密集的火力奋勇向前。9名勇士上岸后,小船立即返回运渡第二批9名勇士。
在火力的掩护下,孙继先率17名勇士奇迹般地突破了川军一个营的把守,控制了渡口,并且又缴获了三只小船,天险大渡河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更令人惊奇的是,勇夺安顺场的18人(营长和另外17勇士)无一人伤亡。他们是孙继先、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郭世苍、张成球、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事后,这些建立殊勋的勇士,每人得到一件列宁装的奖励。
创造奇迹的,还有在激流和弹雨中奋力撑船的8名船工,以及以三发炮弹进行关键性掩护的神炮手赵章成。
不过刘伯承高兴之余,又添新愁:水流太急无法架桥,靠四只渡船,即使昼夜摆渡,全军2万多人过河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敌中央军主力正向大渡河急进,只有几天的路程,堵截的川军主力也将陆续赶来,红军必须另找出路。
飞夺泸定之战创造了两项战争史上的纪录
为尽快渡过大渡河,军委把目光瞄向距离安顺场北面约160公里的泸定桥。
军委确定的最佳之策,是沿河两岸分两路直取泸定桥:红一师及军委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然后沿河东岸北进;沿河西岸的一路作为重点,以红四团为先锋,主力红军紧随其后,争取通过泸定桥渡河。
此时,敌军两个旅已前往增援泸定城,双方都在抢时间。
5月27日凌晨,担任西路夺桥先锋的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西岸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衔枚疾走,沿途还打了两仗。
行军途中忽降大雨,对岸与红军隔河而行同奔泸定的敌军停下避雨,红四团则乘机加快行军速度,28日一天就走了120公里,于29日晨6时先敌赶到泸定桥边。
夺桥的时间定在下午4时。全团就地休息,饱餐一顿。
铁索桥高悬于10丈高空,桥板大部分被抽走,桥上只有13根碗口粗的铁链子微微起伏。桥下是汹涌咆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军一个团在桥头已筑好了工事。红军必须冒着敌枪林弹雨,从光溜溜的铁索上攀援而过。
杨成武政委与最后选出的22个勇士一一握手:“我已经向毛主席保证了,一定要过去,千方百计要过去。如果我们过不去,蒋介石的阴谋就要得逞,朱毛红军就要变成石达开第二!”
冲锋开始时,全团司号员一起吹响军号,22名突击队员扶着桥栏、踩着索链,冒着弹雨向对岸冲去。桥头的桥板被火点燃了,他们依然奋勇向前,有3人中途倒下。冲过桥去的战士大刀挥舞寒光闪闪,以至于对岸路两旁的不少小树也被拦腰砍断。
此时,从安顺场过河的东路部队也赶到泸定城南发起攻击,枪声大作,守城之敌更感惊恐,落荒而逃。两路红军夹河而上,控制了泸定桥。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泸定桥的夺桥勇士们得到的奖赏是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一支派克笔和一套列宁服。
此役创造了两项战争史上的纪录:徒步急行军速度和匍匐爬过百多米长铁链索战斗的纪录。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考验了人类体能的极限。
【点评】战胜“宿命”摆脱追敌
红军过了大渡河,在泡通岗(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把从中央苏区长途尾追而来的中央军薛岳部彻底甩掉,从此完全摆脱了追兵,得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前面的雪山和草地。
蒋介石关于大渡河的预言成空,成了战斗和精神上的双重失败者。不仅红军战士不再信他的蛊惑,他的部下也对他的判断心存疑虑。
大渡河之战,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也战胜了自己的“宿命”。
第四章 突破一点,盘活全局(1)
——腊子口“告别战”之谜
根据现有的长征史料统计,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经历师以上规模的战事共有119场。
腊子口之战只是团级规模,是能载入战史的规模最小的那种。但腊子口之战虽小,红军参战部队却表现得有勇有谋。而且,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越过的最后一道天险。红军不仅在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也告别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所以可名之为“告别之战”。
“必须拿下腊子口!”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从俄界、达拉地区出发继续北上,沿达拉河谷向腊子口方向前进。此时他们走出草地仅仅半个月,偏又赶上一路雨雪交加,红军战士们还穿着已经破烂不堪的单衣。
红军沿白龙江边险峻的栈道进入甘肃境内,经过藏民聚居区。许多藏民受反动势力煽惑,藏匿粮食逃离村寨,红军吃住遇到极大困难。在途经原始森林地带时,因峰峦叠嶂,道路崎岖,行军艰难,加上有小股反动武装在山林里偷袭,红军出现了不少伤亡。
14日晚,红军大部队到达达拉沟口旺藏寺,军委下达了以三天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红军在击溃国民党地方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团的拦阻之后,逼近天险腊子口。
“腊子”为藏语,意为高山谷口。腊子口位于迭部县东北部,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也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这里平均海拔近30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