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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而且意识到这决定与“小开”有直接关系。他要求会见“小开”。联络人告诉他，“小开”三天前已经离开上海了。在回住地的路上，那熙攘的人群没有影响他的思路。他心里喃喃自语：
“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整顿出个新局面来，也是一种开拓。”怎么整顿呢？这里既不是根据地，也不是军事前方。这里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工作。按性格说，他喜欢搞军事。明枪明刀，痛快。而此时此地却全是隐蔽。
不能开大会喊口号，不能敲锣打鼓戴红花庆功。他来以前，曾想，搞情报就是对敌人情况的侦察。但是这个上海情报科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里是搞敌人战略情报的，不是了解点敌人的皮毛外表就算侦察了。这里的任务是
获取敌军的战略计划，探知敌方首脑机关的战略决策，像牵牛先抓逼绳那样，先去抓敌人决策集团的核心绝密。只要掌握了敌人的战略计划，我们也就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地位。
这个上海情报科，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多次作出重大贡献，不参与其事的人是绝不知道的。他吴纪光在到此之前就未曾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对敌斗争单位。
“干吧，只要坚决执行指示，认真领会‘小开’的意图，就能为革命作出贡献。”他鼓励自己。
整个情报科人数不多，走群众路线不难，个别谈话比开大会更容易深入工作，成效面对面地就呈现出来了。
他展开了活动，依次和科里每个成员谈话。
第一个是在“满铁”办事处调查室的日本同志中西功。
中西功给他的印象不甚好。这个中西功，对吴纪光的热情和诚恳，几乎没有作出必要的反映，只是默默地听吴纪光谈。吴纪光和他谈了半天团结和纪律在秘密工作中的重要性，他都没表情。轮到他谈时，竟出吴纪光意外地谈了一通对时局形势的认识，特别强调他对德日两国潜在矛盾的分析。依他看来，希特勒希望日本北进攻击苏联，不过是给他起壮声势的策应作用，是对日本的一种利用而已。而日本怎愿被利用呢？并且陆海两军的矛盾，恰恰集中表现在这个“南进”还是“北进”的问题上，大本营举棋不定，这就造成希特勒对日本的不满。在这点上，他们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然后又谈了一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力消耗的情况，特别强调战略物资储备量几年来没有增长，难以靠临时掠夺支应日渐铺开的战线供应。在政治方面，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收效甚微。目前只得把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等等，尽力往一起撮合，企图组成个对蒋施加压力的工具，等等。他说得不紧不慢，像是只和吴纪光交流敌情。在整个谈话中，他显然忽略了一点：战争胜负决定在人，而不在物。若依他所重视的这些内容推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好像是双方物资的比较。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吴纪光没有在这个论点上和他展开讨论。
最后，分别时，中西功给了他一包大炮台香烟。说是他的党费，态度很是郑重。
拿回家打开一看，原来香烟包里装的是三张大额军票。真有意思。
第二个约见对象是在南京“中华通讯社”任顾问的“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日本同志西里龙夫。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位老革命，态度很谨慎。中国话讲得不甚通顺，有点吃力。对吴纪光的谈话，唯唯而已，比中西功显得温和。关于情报科内部的情况，一概不谈。他关心的是在北平开展工作的尾崎庄太郎，打不开局面，派去个钱志行，到现在还没安排好一个适当的掩护职业。他提出意见：“希望新领导给以实际指示，从速加以解决。”
第三个约见的是“秀才”陈一峰。这个“秀才”已和吴纪光相见几次了，对吴纪光担任领导，一付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还主动提出，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出行不便，吴纪光不必特地见他。由他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整个谈话，在陈一峰那“稀里马哈”的冷热不定中草草结束，使吴纪光产生了一种空落感。
第四个约见的是李得森，这条山东大汉，不容他多说，瞪起眼叫道：“有什么说的？叫你领导你就领导呗，我是绝对服从，你放心。”
至此，吴纪光心下清楚了：不客气地说，这是个乱摊子，每个人的能量都很大，却未能发挥，必须采取根本性措施加以调整。
他经过深思熟虑，果断行动，根据每个人的特长，从组织上做了调配。上海是大本营。派出李得森、张敏到南京和陈一峰组成个情报站，使每个人都得以发挥能力。经过调动，一个月后，大家各就各位，工作进入正常运行。
在人力使用上，他心里又有一个军事建制。
他把上海的中西功当“第一军”，把南京的西里龙夫当“第二军”。隐蔽在南京“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陈一峰，是“第三军”。隐蔽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是“独立旅”。活动在上海、南京、无锡的倪之骥、邱麟祥、程维德、郑百千等等，是游击队。李得森的南京情报站，只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联络机构。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大郎、钱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是驻华北的“野战军”。
他确实掌握着一个情报大兵团。
一年多来，这个大兵团，发挥了作用，他们随时掌握着日本南北两方的军事机密，或可直说掌握着华中、华北两大沦陷区日本占领军的重大行动计划。至于汪伪军的活动，汪精卫和西尾寿造、坂垣征四郎之间的秘密谈判，汪伪内部的宗派内江，汪派同王克敏、梁鸿志之间的明争暗斗，蒋介石“蓝衣社”在上海的活动，影佐祯昭通过“梅机关”摆弄汪伪这具败类木偶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更是一清二楚。华北八路军“反扫荡”，华中新四军“反清乡”，在哪摆战场，是军事首长的事，仗怎么打，由指挥员决定。上海情报科，可以向上级提供这些方面的情报，但打仗不是他的任务，更不用直接提供这方面的意见。
一年多来，“小开”没有拒绝过他的约见。每次对他的汇报都点头赞许，然后轻声说：“就这样干吧。”领导这样放手，当然是出自信任，而信任是出自领导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和表现的观察分析。
但是怎么说呢？他心里始终有一丝不安，这不安来自“小开”第一次见他时那眼角余光的一瞟。他至今没有忘记。那一瞟说明什么呢？他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所意识到的对他那某种要求？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要求呢？
不管怎么说吧，他决心无条件地服从领导，这不会错。前天，上级突然来了个通知，说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把日军即将南进，发动战争的行动日期，核实准确，及早报告。这可是个大题目，他一听，脑袋就胀了。日本要“南进”的国策，他是知道的。“南进”矛头是指向英、美、荷兰及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缅甸，这他也知道。可是，核实发动战争的日期谈何容易！他挠头，一筹莫展。这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国都需要的重要大情报，非同一般。他意识到，把这样一个重大任务交给上海情报科，就是说，中央要上海情报科担负国际情报的重任了。任务完成得好，加速法西斯阵营的灭亡，减少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又是何等光荣！但是，怎么去完成呢？他还是挠头，一筹莫展。
挠来挠去，他想到了“第一军”。中西功有办法从“满铁”的密件里取得情报，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延安要的是准确日期，不是只提供些情况资料就行的。
正在为难时，程和生来了。“什么事？”他问。“中西功收到东京一份电报。”
“电报？什么电报？”
“叫他向西去。”
“叫他向西去？”吴纪光一下愣住了，他明白叫中西功向西去意味着什么。近卫倒台，他已经想到中西功有受牵连的可能。现在果然，他收到了警报。“你看到电报了？”
“看到了。”
“谁发的？”
“大概是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用的是中西功的一个笔名。”
“笔名，什么笔名？”
“叫白川次郎。”
“那就是。。发报人是日本革命同志？”
“他也说不清。”
“噢，他怎么说的？要向西去？”
“他考虑的很多，说怕他走了以后，敌人要追查我们，结果可能造成我们在上海站不住脚的局面。”
“噢。”
“不过从我们组织上来说，应该赶紧打发他走，送他到延安去。至少到苏南或者苏北根据地，离开上海！对不对？”老吴沉默了。“一个日本同志，我们要对他负责任。”程和生又补充说。“是啊！他是个好同志，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吴纪光心里掀起浪头，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么办？这等大事，不是他作得了主的。他沉吟了一阵，告诉程和生：“等我请示了再说。”
“要快。”程和生要求。“就去。”他答复。程和生一走，他立刻去见“小开”。把事情作了汇报。“小开”听罢，沉思一阵，轻声问：“你见过那个电报了？”“没有。是程和生汇报的，”“叫他向西去？”“是。”“发报人叫什么？”“白川次郎。”“小开”沉思一阵，轻声说：“这种时刻，这种事，你得动脑子。”停顿一阵，又深沉地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我们中央是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考虑我们中国抗战可能出现的困难的。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