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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自己的诺言，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辽几句侍，是中西功生前写下的，是专为献给程和生的悼词，刊载于中西功所著《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一书中。汪敬远、倪之骥、钱志行都懂得悼词的意思，他们听着，听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中西方子站住脚，仰头轻声问他们：“有件事，我要代替亡夫，特地向你们请教。”汪敬远忙说：“夫人，何必用这样郑重的语气。有什么话，说吧。”中西方子声音哽咽：“中西功逝世前，有时候很愁苦地对我说，他不明白，他已经被捕了，你们为什么还不转移地方？原地不动地，直等着‘特高’来破坏？！他说，你们的时间是很富裕的。”
三个老头，原地站着，你看我，我看他，都笑了。谁也没有回答261 她。因为他们认为：‘当时没有撤退转移、坚持着阵地，这个历史的本身，应该是对她历史的、正面的、最好的回答。’再说别的，己是多余的了。。。。
尾声 ——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0 年，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犹如白驹过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来这40 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985 年，上海、南京的有关党史研究单位，为了回忆、记述那一段历史往事，特约请这些老情报战士团圆欢聚。
这一天，他们像当年约定接头一样，准时地来到了会议室。当这些40年来各处一方、命运各异的老人——他们之中有老相识的，有从未谋面而“久仰大名”的——相见之下，莫不悲喜交集，心心相印。他们已经不是当年出生入死，机智敏捷，时刻活跃在敌人的虎穴狼窟之中的“隐形”战士了。眼前，他们两鬓如丝，雄心依旧，白发皓首，壮志不移；但又毕竟已是七八十岁的老马了。
他们座谈的第一个话题自然是那惊涛骇浪的峥嵘岁月。1938 年到1942年这四个年头，正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划时代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
特别是1941 年底，德国进攻苏联，直指莫斯科城下。这时，日本“北进”还是“南进”，成为世界战争的焦点。全球各主要参战国，263 也都集中视线于此。毛泽东主席当时说：“如果日本北进，则中国抗日战争时间会更长，处境要更艰苦。”因此，谁能取得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关系到两大阵营的生死搏斗的命运。这时，苏联佐尔格的“兰瑞小组”已被日方破坏，侦察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共情报工作者的肩上。这一点，上海情报科的全体同志是自觉的。在这个自觉的基础上，中西功同志孤胆深入敌巢，获得了成功。此后，宁沪两地同志在敌人的追捕中坚持阵地的前哨，誓与阵地共存亡，为的是继续听候党的呼唤，在敌人的要害部位发挥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程和生同志为此义无返顾，英勇牺牲；其他同志也坚持到被敌人逮捕为止，这种忘我为革命的精神，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无愧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无愧于为世界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目的。
说到此处，大家悲欢离合的经历，苦辣酸甜的心绪，一齐涌上心头，群情激昂，慷慨高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然而此时，就总体来说，隐蔽斗争已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替代。这些老人，依然决心和全国人民一起，活到老，奋斗到老。
他们的第二个话题是，从潘、杨案件受牵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即从50 年代到80 年代，长达30 来年的坎坷境遇；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他们被逮捕、被审讯、被监禁、被劳改，没有被捕的则被无休止的审查，被“内控使用”，在“文革”中，这些人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全面平反。座谈时大家一致深深感激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左’的思想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仍有勇气和力量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仍不愧为光明的、正确的、伟大的党”。
平反以后，大家也已到了离休的年龄了。时间不能复返，历史不能重演，
把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留给自己，把和平幸福、荣誉享受留给后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他们说，我们的前辈正是抱着这样崇高的信念而昂首挺胸走向敌人的刑场英勇就义的。我们是幸存者，我们应该活到老，贡献到老。
在热泪与欢笑声中结束了座谈会后，张明达等人，来到上海革命烈士陵园骨灰堂，面对已故的战友程和生、陈一峰、张敏等同志的遗像和骨灰，鞠躬致敬，追悼凭吊。这时，这些白发老人，对于这群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他们所经历的遭遇和饱尝的辛酸，情不自禁地一齐涌上心头，为之失声痛哭。。
应该说，这终究是一出以敌人惨败、中国革命胜利而落幕的、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的悲壮戏剧！
附录 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方知达
作者附言：
流光飞逝，往事如烟，而我50 年前与日本同志一起从事隐蔽斗争的情景，却历历如在目前。
1939年夏天，我开始往来于国际政治斗争中心之一的上海和敌伪统治中心的南京，担任传递战略情报的政冶任务，前后历时4年。这4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时期，其间发生了震惊国际法西斯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和由此引发出的所谓“中共谍报团案”，不少日本同志和中国同志被捕。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事件在国外虽曾轰动多年，但在国内却鲜为人知。现在为了纪念当年曾对我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过重大贡献的日本革命志士、日籍中共党员们，特别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位同志，我将当年进行斗争的情况以及后来搜集的一些史料，整理成文，权作我的一瓣心香，敬献给当时的战友和今日的读者。
本文曾于1989年12月在《大江南北》双月刊上发表过，现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重新整理发表于此。
1941年10月，在日本东京爆发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侦察员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法西斯德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近卫首相的秘书；其他与此案有关的还有一些和他们密切合作的不同国籍的革命同志。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合作，已有多年①。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夏，他们侦悉并发出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此时决策是南进而不是北攻的两大绝密情报，就使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得以在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抽调东线兵力数十万人支援西线。为促进对德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爆发，使当时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第三届近卫内阁因此倒台。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乘机抓权专政。两个月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佐案”发生后，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绞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同时疯狂捕人，把魔爪伸向四方、继续在东京、伪满、华北、上海、南京等地，逮捕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战士。其中就有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
一、风云际会中的两位国际主义战士
日本革命志士西里龙夫，熊本县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中国通”而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在学期间，正是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到苏维埃运动的起伏发展时期。他耳闻目睹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中国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看到了以工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在这样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熏陶和启发下，他逐渐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在“书院”中和进步同学组织学生团体，参加学生运动。1930 年毕业后，他就任日文《上海日报》记者。往后，他在新闻业务活动中，经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又经《大坂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的介绍，认识了胡也频、沈端先（夏衍）、许幸之等中国左翼作家，曾为“左联”成立大会提供了秘密的安全会场。
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前辈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他精通日语，开展了对“同文书院”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培养出一批日本革命青年，其中除西里龙夫外，还有日本革命志士中西功等。
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29 年中学毕业后，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学。一开始他就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1939 年他又参加由王学文指导、以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起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不久，他们进一步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同年底，“斗争同盟”成员向前来“同文书院”参观的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散发反战传单被发现，中西功等遭到逮捕（西里龙夫因母病返乡幸免）。获释后。中西功受停学一年的处分。但他并不气馁，继续在校内外与革命同学一起参加各种革命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