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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中共谍报团案”中撞进网又跳出去了的张明达，眼泪泡着心，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他找到刘广胄，详细说明和分析了苏北根据地不收留他的原因。请刘广胄再想办法帮助他找到党的关系。刘广胄也知道，他离开党在上海一天也呆不住。半个月后，把他领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一幢三层楼的人家去。这里住着一位70 多岁的老中医，名叫李复石，是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地下党组织进行隐蔽斗争的重要联络点。刘广胄向李老详细介绍了张明达，老人答应，“尽力帮助，且待机会”。这以后，张明达一两个星期便到李家去探一次信。半年后，李复石老人告诉他：“你的机会到了。”经李老的“亲戚”写了封信，他带着，第二次到了苏北根据地，见到了新四军某师主要负责人，暂时被安排在盐阜地委工作，不久调到师司令部工作。
这次“亲娘”总算接收了他，因为他经过了李老半年多的实地考查。从此他重披战袍，又走上抗日征途；在沙场上而不是在魔窟里，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面对面的拼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从1943 年春季开始战略反攻。这之后，英美报刊记者们，在宣传报道战争发展形势方面，起了正面作用。德国、日本己无防守战略可言，他们的败退是混乱的。苏联红军的炮兵部队使用了“喀秋莎”，英美记者们亲昵地称她是“斯大林的手风琴”。说“德国士兵听到她的演奏声，便神经失常，混乱地向自己的友邻部队开冲锋枪扫射。”
斯大林拉着他的“手风琴”，一直走到柏林。
斯大林走向柏林的一路上，铺满了德国法西斯军旗和德军的尸体。这景象，由近代化的电讯工具无线电台广播，一幅幅地送到了东条英机和日本内阁成员们的案桌上和重臣们的官邸里。太平洋战场上，滚滚浓烟里，皇军连续地“玉碎”，海空军舰飞机，难得靠近去营救，更无参战力量可投入。只好让他们“碎”下去，“碎”到最后为止。这些消息日渐压迫着在中国战场上的百万“大日本皇军”，在他们周围，不是重庆方面的国军，便是延安方面的共军。尤其华北，那些封锁沟，原是为对付共军而挖的，现在实地一看，竟变成共军包围他们的阵地了，好像特意为共军挖下的，找不出一条可撤退到海边的通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焦虑不安。重庆方251 面，倒还好办些，因为毕竟有着某些关系在暗中联系着。而且，那个反共的大目标，双方已有过默契和行动，将来也必然是一致的。但是，延安方面却毫不容情，反攻性战斗，天夭打，夜夜打，野外打，围城打，眼见得其意图是逼皇军投降。蒋介石先生远在四川，怎么办？
冈村宁次决定和中共周旋一番，下令在占领区的监狱中寻找中共的“高级要员”，作为他的特派使者，邀请中共代表，举行秘密谈判，以施“缓兵之计”。于是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找到了“老中医”李得森，先把他释放出狱，要他去新四军军部请求派代表来南京谈判关于日军投降问题。放他外出的条件是以汪敬远、陈一峰两人的脑袋作担保。李得森认为是件好事，设法辗转找到了新四军，请来了军部代表。谈判中，中共代表提出立即释放汪敬远、陈一峰以及其他政治犯。于是汗敬远、陈一峰出狱了。
汪敬远出狱当天便坐火车回上海去看妈妈。
妈妈明显老了，头上有了丝丝白发，身板倒还硬朗。一见之下，惊叫一声“大桥”！眼泪便夺眶而出。汪敬远在床边默默坐下，一声不响。妈妈又看了他一阵，转身到厨房去烧水。
“妈妈，你别忙了，我到澡堂去洗。”
妈妈又转回，也不看他，低声说：“也要理理头发。”
“家里还有我的衣裳吗？”
“有的。”妈妈又转身去翻箱柜。一边问：“在家住吗？”
“不。”
妈妈又抹眼泪，她知道，她的儿子是个中国男子，不应就此在家住下，该为救中国效力，她叮咛儿子：
“以后别再粗心大意的。”
斯大林到了柏林后，回过头来，拉着他的“手风琴”往东方的满洲走。“大日本皇军”也听不得她的声音，惶惶缴械。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白光一闪，响起晴天霹雳，杀伤力超过过去的任何炸弹，日本人在遽然间死亡前，不知何命其名，叫它“光弹”。君临日本的天皇裕仁，只得颁布诏书，向盟军投降。1945 年9 月3 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乌苏里号军舰上，享尽了历史上的荣誉。世人若不健忘的话，这位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曾是从菲律宾逃回美国的败兵之将，现在成了赫赫功臣！
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爱好和平的人们欢呼反法西斯胜利。“中共谍报团”被捕的党员们，先后走出监狱，又开始了他们各自新的斗争生活。
中西功：这位卓越的反法西斯战士，在日本法庭上，被那些军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们，把他牵拽摔打得筋断骨碎，最后判以“极刑”。但是当东条们顶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时，慑于正义之神的威力，最终未敢对他处死。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他得以重见光明，仍继续在日本从事进步活动，并继续研究中国问题，发表论文。日共重建后，他被选为神川县委员长（约相当于我国的省委书记），1973 年8 月，因胃癌不治逝世，终年62 岁。身后为人类进步事业留下了一部著作《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他的事迹将为后人永远传诵。
西里龙夫：同中西功一样，从巢鸭监狱释出后，仍继续从事日本进步活动并研究中国问题。日共重建后，曾被选为熊本县委员长，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80 年代初，受王学文、沈端先等同志的邀请，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应邀来我国叙旧，由汪敬远、张明达陪同，到南京、上海、北京等处故地重游，与尚健在的老战友们共话当年。
在南京，在当地工作的邱麟祥为向导，他们满怀激情地寻访了昔日战斗过的地方，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庙、秦淮河畔、朱雀桥头，他们寻寻觅觅、指指点点、走走停停，款步而行，时而开怀畅饮、笑253 谈当年。说到开心处，或仰天大笑，话到伤心时，却又以泪洗面。当他们走进当年“中央社”和“同盟社”那栋砖木结构的小楼房时，更是百感交集。这时的西里先生已完全忘情自己是一位佳宾的身份，就像当年“中联社”的指导官似的当起向导来了。他对每层楼每间屋曾是什么办公室？有些什么职员？都说得清楚明白，历历如在目前。
汪敬远：没有辜负妈妈的希望。凭他的机智，出狱后立即又投入上海地下工作，直到日本投降。新中国诞生后，被留在上海安全部门工作。
陈一峰：出狱后，奉组织命令，走上新岗位。新中国诞生后，在公安机关办公室工作。
从他们几位的简略纪要里，读者不难看到，这个群体（所谓“中共谍报团”）的成员们，为党的革命事业，都经历了严峻考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态度，是无可挑剔的。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情报是为战胜对方服务的，古已有之。掠夺奴隶，需要先探知对方的活动集结地和人数、实力，这就要先派人去偷窥回告。我国著名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专有《用间篇》，为我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各方面统治者奉为圭臬、战胜敌手的经典。任何国家、政党、社团、军队，以至家庭妯娌之间，要战胜对方，都要有侦察。当然，其手段、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功勋，至今没有得以真实正确的反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主观、客观的原因，有国际、国内的原因，也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要阐明这些原因，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而且可以发出很有意义的议论。但是，这是政治家们的事，不是本书作者所
要描述的范围。
中共的情报工作创始于“四·一二”事变前后，当时蒋介石叛变革命，血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机关驻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为了抵抗敌人的残酷进攻和保卫自己的生存，确定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开辟了革命的情报工作。由于保卫国家、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这项工作获得了各方人士奋不顾身的拥护和支持。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继形成，这项工作向最广泛最深入层次发展，甚至超越了阶级和国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使敌人意想不到的胜利。
情报工作实质上是第二条战线的隐蔽斗争，从事这种斗争的人员，有人被称之为“间谍”，有人被称之为“特务”，这些都是贬称。我们则称为情报员或侦察员。他们同第一战线的将军、主帅不同，后者战功显赫，勋章满胸，随之名声大振，流芳四海。而情报工作者则往往是无名英雄，黄土一抔，长眠荒丘，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业迹是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或由于特定的原因一时不能公布的。中共的隐蔽斗争先驱战士、卓越领导人之一李克农生前曾倡议，要为中共隐蔽斗争战线上的卓越战士树碑立传。这一主张是公正的，合理的。
张敏：那个被郑百千视为”神秘女史”的人，在这个“谍报团”里，她是个埋头苦干的情报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说，她对事物的客观思索，较之活跃的汪敬远、陈一峰，要更多些也全面些。然而她的最终归宿，却不那么尽如人意，甚至可谓不幸！
她继“老中医”李得森之后被捕，因查无实据，最终被作为李得森的家属释放。出拘留所后，生活无着落。她设法捎信给在苏北根据地的张明达，要求到苏北根据地去。经组织批准，她到了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