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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他发生党关系的只有这两个人。
其次，一定要使审讯者相信，捕捉他是错了，方法是“软”。别像那个汪敬远那样和他们对骂，弄僵就不好收场了。其次要“冤”，要申明他对捕他完全不明就里，冤枉。第三要“远”，与党无关的，可以跟他们扯，扯得越远越好。与党有关的，在远处便给他们关上门。
孰料，“大日本”审讯官根本不问他这些，刚进门，脚未站稳，还没看清房里几个人，便有两名打手扑上他来，扭胳膊反剪起他，左右耳光一齐打，左右两脚一齐踢。刹那间他的眼便肿得睁不开，看不见人影了。只觉得两脸两腿麻木无知觉，好像不再是他的脸和腿了。
他被踩倒在地板上，蝉噪般耳呜声里听得一个模糊的声音：
“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快快的说！”
他摇摇头。心里暗想，他们怎么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这两个人的名字的？但是挨打这一关是熬受过去了。看来，自己也不比那个汪敬远差。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只是个下马威，“小菜”一碟。
第二次的开打，可叫这位书生长见识了，他明显地感觉到有一条很细很细的软蛇一样的东西在他背上一口一口的撕咬他的肉，他咬紧牙，稳坐不动。他自己都奇怪，哪来的这般忍受力？
“你的，快快的说！”
他又摇摇头，他知道，现在根本不必作那些什么软啦、冤啦、远啦的把戏了，只有拼死坚持自己的“不承认主义”一条路。这很容易做到，那就是：把心一横，就不疼了。
郑百千失踪了，急坏了他的老父亲，几天没有信息，翻遍家中箱柜，不见他留下一张纸条，老人心中窃喜：“竖子也许去投共党了？”秘密托人打听，结果说是“因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捕了”。老先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酸甜苦辣地老泪纵横，最伤心的莫过于冤枉了儿子，未能力儿子助一臂之力！夜里偷偷告诉老伴，二老泪眼对泪眼，一个说：“你还责骂他呢！”一个说：“他会原谅我的！”。。
程和生跳车撞破了颅骨，严重脑震荡，呕吐不止。跌断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当日军宪兵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因为他从头到脚全是血污，只得先把他全身脱光，用药水涮洗，然而他已经气息奄奄了。
“快快的，快快的。”宪兵们在病床边催医生。
他们绝不愿让他就此死去。因为他这跳车行动既说明了他的身份，又证明了他在这个情报集团里的地位。
不错，程和生在上海情报科的地位可以比喻作一个集团军的大总务。这个集团军从上到下、内内外外、人员组织、大事小情，他都掌握，他都知底，他知道的事太多了。
经过抢救，两天后，他苏醒过来。
由于要不断地给他抹嘴擦脸，更换垫布床单，两天来医院护士拒绝给他护理服务。看守宪兵使命令倪之骥干这些事，服侍他。
当他微睁开眼看见倪之骥时，声音微弱的说：“厕所！”并用右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宪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骥背他上厕所，然后跑上楼去报告。三楼院长室临时改作审讯室。
倪之骥背起他，走进厕所，他却不下地，附在倪之骥耳边，断续他说：“他们对你。。一无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组织报警。。”
倪之骥明白了，他要上厕所，是为给他下指示，便点点头。
当倪之骥背着他走出厕所时，四个日军宪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厕所门外了，七手八脚把他抬上床。四个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声，抬起就走。
当他被颠颠簸簸抬到三层楼梯转弯处时，便溘然长逝了。
四个抬床的日军宪兵仍旧把他抬进三楼院长室，准备审讯他的日军宪兵军官看了看他，不知所措地惊叫了一声。
至此，日本警视厅特高课一共逮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程和生、陈一峰、汪敬远、李得森、张敏、郑百千、倪之骥、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
于是，一个再次震惊日本朝野的“中共谍报团案”的极密文件在东条内阁各相和皇室重臣间，随同“太平洋战区”的告急电报一起传阅。
各相和重臣们震惊之余，对日本警视厅又展开了一次猛烈的谴责。他们问：
“这样一个‘严重集团’在中国占领区政治经济中心上海和南京长期存在，是受谁保护的？”
这是个警视厅怎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找不出可以把责任推到近卫文麿的根据。
东条英机对存在这么个“中共谍报团”的重视程度，几乎超过对太平洋诸岛战况发展的关心。
“大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自中途岛战役后，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基本上丧失了制海权。失败的丧钟即将敲响，或者可说东条英机已经听到了这钟声。在中国战场上，“占领区”内的“皇军”，不能向任何地方移动。中共正规军已经形成阵地作战力量。民兵、游击队就在他们城门外、碉堡外，日夜活动，有时眼看他们吹哨子集合，“皇军”不敢出动和他们交火。
这些形势的造成，和这个“中共谍报团”有没有关系？
这个谍报团送出过那么多的危害“大日本帝国”的情报，直到今天才发现，他们能说这是警视厅取得的一个胜利吗？这个所谓的“胜利”，能挽救帝国失败的命运吗？那个“大东亚战争”的战略计划，肯定在战争爆发前便已经被这个“谍报团”窃取去了。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帝国失败的结局便已经铸成了。
于是，偷袭珍珠港取得战役胜利时挂在东条首相眉宇间那惊喜的笑意不见了。在几次内阁恳谈会上，他开始向与会的各相和重臣们深深叹息说：“大东亚战争本来是可以不发动的，但是，如果不发动这场大战争，那么日本必定要败给中国战场的蒋介石和中共，那将是日本帝国永久的耻辱。为了避免日本帝国的耻辱，我们才作这样重大的努力。”“开始我也知道，这场战争，维系着帝国的存亡。但是，谁肯出面负起这个战争之罪责？我，只有我。”说到这里，他的眼圈竟被泪水润湿了。待到后期，他又向各相们强调说：“战前，重臣们普遍认为，为救日本之独立与生存，南进战争，宁败也无悔。那么，现在我们只能再作努力了。”
这个论调，当时，曾被许多忠于天皇的臣民们争相传说。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们在痛悼这位忠于天皇的大将、首相时，仍认为他是“忠于日本帝国任怨负罪的英雄”，甚至把他供在日本“神社”里。
高桥兴助的两个打手把中西功施刑到“适可而止”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为继续从他口里到重要供词，不得不给他治疗。
为此，高桥受到警视厅长官的严厉责斥，说：“把他打死，还能搞到什么重要口供？”在给中西功治疗期间，高桥又接手审讯西里龙夫。
一见西里龙夫，他就呆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敢相信这个教授式的人会是个中共党员！他的举止谈吐，一盼一顾，无处无时不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贤者的尊严和风范。他的神态、气息，自然地告诫你：他身上具有一种神圣的光环，不可侵犯。他睥睨地卑视你。使你感到，日本臣民不敢仰视的天皇，在他面前，也不过是一草芥。高桥自惭形秽了，不敢对西里龙夫施狂，倒是西里龙夫慢条斯理地对他讲共产主义。西里龙夫从容他说：他确实不遗余力地帮助过中国共产党抗战，他反战。他说，作为他，要拯救日本，在眼前只有走这条路。他也承认，他和中西功“志同道合”。
至于他和中共的什么人来往接触，他回答说：“你们调查去。”这使高桥很伤脑筋。绕过这个提问，问他给中共提供过些什么情报，他便从1938年说起，一件又一件，夹叙夹议，有许多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内阁的争斗，日本派遣军的罪行等等内情，高桥在此之前是从未听说过的。这使他惊奇，同时又感到大大的兴趣。
这种“审讯”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月。后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审讯开始时，西里龙夫在高桥对面坐下，清清喉咙说：“今天讲一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其未来。”或者：“今天讲一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及其未来。”
这方面，他有真才实学。审讯他的高桥兴助是个什么东西？他毫无学问，不过是一条法西斯政权豢养的狗而已。当然，狗也有狗的思维活动。高桥在西里面前，渐渐产生了一种迷惑：共产主义具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样的大学问家信仰共产主义？在这种迷惑的基础上，他渐渐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战局的发展，恰如西里龙夫对他讲解的那样：日本必败无疑。
正当他如此这般由疑惑而恐惧的时候，来自上海的报告说：“一个‘中共谍报团’要员跳车自杀了。名叫程和生。”
高桥兴助一听之下便大发雷霆：“怎么可以让他跳车？宪兵‘特高’们还有一点常识没有？他们是不是故意纵放要犯？给我一个个彻底进行审查！”
他要求警视厅长官下令，把此案要犯们押送到日本，由他亲自审讯。
不几天，东京派出的“特高”会同上海宪兵司令部派出的专差，给他送来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三人。
他一见这三个人，心里便叫苦不迭。看他们，一个个，脸上、身上，青一块，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