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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回到上海，母亲抱着儿子哭了一阵，又从头到脚量了他的身高，然后郑重其事对他说：“听着，你现在是大人了，以后不再叫‘大桥’，还叫汪敬远，你是中国男子，男子要为国尽忠，中国太弱，国民太穷，根在政府腐败。要像你爸爸，立志为强国作事业。”
当时的小汪敬远，憎然不知怎样去为强国作事业。眼前可能“为”的，只有谋职挣钱养妈妈。
汪精卫投敌，和日本的外交是重要事项。首先是语言。负责外交的汪伪官员在上海愚园路办了个“日语讲习会”，培养汪精卫未来的外交人物，要求日语的标准性，语音、语调、语法结构的规则性，含义的多重性。汪敬远应聘当教员，不用说，他的日本话无可挑剔，他的教授方法也获得众口一辞的称赞。高崇武在愚园路办的“国际问题研究会”，是汪精卫外交部的底架子，邀请汪敬远去参加座谈。这件事，被西里龙夫和程和生知道了，他应程和生密约去“相见”，原估计这个程和生会给他介绍个差事，却不料程和生竟出言唐突地对他单刀直入他说；“你应该救中国！”这在当时的上海，不啻是直面对他宣布“我抗日”。更奇怪的是，程和生竟知道，他妈妈曾教导过他，“你是中国男子，要像你爸爸，立志为强国作事业。”这母子间最亲密的谈话，他是从何知道的？他没有问妈妈，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他和程和生继续往来，程和生交给了他一把看不见的“金钥匙”，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为强国作事业”的大门，这就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按照程和生的指点，他在“国际问题研究会”表现非常出色，上下左右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中日亲善”的结晶、楷模、桥梁、天使，天晓得这些人还能拽出什么溢美之词来恭维他。总而言之，当汪精卫“还都”南京时，按程和生的指示，他从“国际问题研究会”设法升迁到了汪精卫的身边，从上海到了南京，被派到汪公馆当秘书，并渐渐取得陈壁君的信任。陈壁君，人称“母老虎”。从‘“国民政府”部长、委员到公馆内外警士仆役；没人不怕她。真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妖婆。只有周隆库，敢接近她的虎毛。汪敬远初进公馆，只能听周隆庠指使，作些一般的文差，拿不到高级绝密情报。他曾一度想到外交部去直接掌握情报，请示上海程和生，程和生不同意，叫李得森转告他，情报在质不在数，希望他取得陈壁君的信任。汪敬远的精明伶俐，终于被陈壁君赏识，事无大小均委他办。如此一来，情报三天一次地从汪公馆飞出，经李得森处理后由联络员张明达传送到程和生手中。大自日汪密约，小至汪精卫每天会见的客人名单和谈话内容，总之，凡日汪之间的秘密，汪伪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计划，无不在我掌握之中。为上海情报科分析研究日本政府、大本营的谋略，提供了最切实的保证和基础。如1941 年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对华战争，不再采取大规模进攻作战，模仿中国的游击战法，击溃中国军队后，退回原警戒区。”这使我方明确地掌握了日军行动规律。不久，李长江投敌，与汪精卫会谈，陈壁君对李长江不放心，特命汪敬远去参加，他们说了些什么，程和生第二天晚上便知道了。又如，同年夏未，驻安徽的广西军李品仙，通过香港《自然日报》杨主编到南京联系投汪精卫的事；秋未，阎锡山派代表到南京与汪精卫交涉投降，双方讨价还价，汪精卫嘲笑阎老西想“半瓶醋兑半瓶水，要个拿破仑葡萄酒的价钱”，汪敬远一时不明白，亲自去找李得森汇报，李得森一听“卟哧”笑了，告诉他：阎锡山不喝茶，每天只喝醋。他越发不解，直至李得森给他解释明白。原来山西人吃菜可以无盐，而不可无醋。也是去年春未，宣传部长林柏生的夫人，忽然春心萌动，要去玄武湖玩，被日本宪兵在城门口当众拦阻搜身，败兴而回。跑到汪公馆涕位告状，说“连部长夫人都限制自由，而且动手动脚，还说什么中日亲善？说什么中日平等？”汪精卫听了喃喃说：“暂时现象，暂时现象。”陈壁君气得脸发白，可什么话也没说。。李得森听了“哈哈”大笑。这些及时送到延安的情报，供中央得以迅速对敌人作出对策。
汪敬远的情报活动越搞越细，竟想自己搭班在汪伪政府里建立个情报部。他对李得森说，我们都可以加入进去埋伏工作。并且。他计划，这个情报部争取由汪精卫直接领导。李得森写信请示老吴，这正合老吴开拓局面之意，回信答复同意。汪敬远便行动起来；他和航空署长陈昌祖私交很深，陈昌祖是汪精卫的裙带亲信，汪敬远想利用他，但陈昌祖对他的提议经过一番活动后说：“眼前没有把握，等一等再说。”此事才算放下。
日本警视厅特高课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消息，自然瞒不过汪敬远。说实话，他倒真不知道这两人被捕的缘由。但是，又下意识地敏感到，也许和他的事业有瓜葛，再加李得森通知他，暂停一切活动和接触。等了一个多月，不见新通知，心里嘀咕，硬着头皮去见李得森。
中西功、西里龙夫被捕在南京引起的大波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坚持”、“等待”，渐渐沉静下来。
这时，李得森对吴纪光的指示，内心颇是钦佩了。鉴于自己曾为此和吴纪光有过脸红的不愉快，便鼓动汪敬远到上海去见一次老吴。恰巧，陈壁君要他到上海港税务局提一笔款，转帐。他到了上海，匆忙跑了税务局和银行，办完事，找到了老吴。老吴对他这个“独立旅”挺和蔼，向他阐述了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日本这次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日本政府的常规行动，从已经过来了的近两个月观察，无论中西功、西里龙夫，还是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都没有吐露上海情报科和供出中国同志的迹象。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阵地，应该相信日本同志革命的坚定性。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警惕敌情的变化。
汪敬远对老吴这番分析，心悦诚服。不失时机地传达了李得森托他带给老吴的话：“从事实发展看，者吴叫大家沉着坚持的决定是正确的。”
吴纪光笑道：“哪里是我的决定，我有那个水平和胆量吗？你回去告诉他，那是最高层的决定，‘小开’也不过是传达给我们。”
汪敬远听他如此一说，心中激荡不已：“我们上海情报科有最高层直接掌握着呢。”那份高兴使他在南京积郁的疑虑，全部消逝净光。他决定马上回南京，不意却碰上了程和生，即同程一起到南京路冠生园小吃。
程和生听罢汪敬远的叙述，沉思一阵，轻声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丧失警惕。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紧张情况下。”
餐毕，两人起身结账，就地分手。程和生按预约的时间走进四川路倪之骥的隐蔽点，一进屋却见倪之骥在桌旁坐着愣神。倪之骥见他进来，忙挤鼻子弄眼，暗示他赶快溜走，他急转身，可为时已晚，门后突然钻出两个人，他们身上西装笔挺，头上黑发油亮，一下子把他堵在门里。一个说：“程先生，请坐。”另个便动手拉他到桌前。
虽然程和生时刻准备着出现“遭遇”，毕竟太突然。没想到他们竟在这里坐等他。他不想和他们作任何争辩，那是毫无意义的。他沉静地在一张椅上坐下。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外游动的同志们，别再有哪一个，闯到这里来。两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在门后椅子上坐下，擦火柴，悠闲地吸烟。这两个不值一瞥的败类！程和生心潮翻涌，眼前只有一条路，一条共产党员此刻必须走的光荣之路。他没有什么可向同志们交代的，唯一的遗憾是不能亲眼看到同胞们欢庆抗日胜利的情景了。这份欢乐，只得留给后人了。父亲和哥哥会在欢呼的人流中骄傲地微笑。中西功会在心中记住他。直到下午四点半，进门来一个人，也穿西装，向门后的两个人点点头，马上又出门去。门后两个人站起来，向程和生和倪之骥招招手：“两位，跟我们走吧。”于是，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程和生和倪之骥夹在中间，走出门去。
门外烈日很毒，刺得人睁不开眼，他们一行四个，走出巷口，一辆军用车迎面徐徐开来。到了他们面前，停下了。两个“西装”，挥手示意催他们上车后，也跟着爬上车。
汽车“嘟”地加速开动，惯性使他们晃了一下，便风驰电掣般开走了。程和生觉得风不停地刮走身上的躁热，他偷眼看坐在对面的两个“西装”，发现他们在默默地直盯着他。他抬眼扫视汉口路两边的商号和人群，商号楼房快速地由前向后闪过，行人杂乱的色彩点缀在这流动的马路两边。汉口路和四川路是他活动最多的街道之一，这里有他经常出入的商店，有些店员对他的脸孔也不陌生。他想：“如果现在他们见到我，消息会很快传播出去。老吴和所有的同志们便会及早转移。而我自己，绝不能让敌人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一点有关情报科的秘密。。”
“这是自己为党所能作的最后一点事情了。。”他没有多么复杂的思想活动，心里只有一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牺牲的时刻就在眼前，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于是，他猛地大喝一声，奋身一跃而起，跳出车外，刹那间也没忘记故意使自己侧起身，头向下，用力撞去。除了眼前火光一闪，再没有别的。。。。 汪敬远回到南京汪公馆，陈壁君在化妆台前端坐，侍女给她梳头，她要到日本使馆去参加招待宴会。听汪敬远说罢上海港税务局转账经过，她满意地点头，然后说：“你的事，主席答应了。”汪敬远连忙道谢，极力作出感激的样子说：“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