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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
“你和中共哪些人员接触？他们的名字？特征？住址？”
“还有什么？”
“今天只要你回答这两点。”
“这样浅显！”他叹息了一声；开始强打起精神来：“我们俩的政治观念和信仰还没沟通，叫我怎么回答你？”高桥歪头看了他一阵，显然，他有点恼怒，从他那紧闭的嘴唇就可看出来。但是他不发作，当然是为取得成绩，他拖着平稳的声调问道：“那你说我们怎样沟通？”
“你应该先问我，为什么给中共提供情报？”
“好，可以。你为什么给中共提供情报？”
“这就对了。我这就坦率告诉你，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再问你什么？”“你应该问我，为什么参加中国共产党？因为你可以从这里面，得到很多难以得到的‘供词’。”高桥点头表示同意：“你说吧，我就这样问。”“你还没察觉到现在你已经开始实行‘本土作战’了吗？”高桥不响，只怔怔地看着他。而中西功心里已经决定，不再嘲弄这个下流坯，而对他实行正面阐述自己的信仰和这信仰的神圣的纲领。
“听着，警官，我不是无缘无故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甚至，原来，我连参加这个党的资格都不具备。参加这个党，首先要有献身精神，而我，原来是个非常胆小的乡下农民的孩子。1929 年，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到上海同文书院求学的时候，我对什么都害怕，连从北海道来的同学，我都怕。我不知道他们那种笑，是喜欢我，还是对我发怒、要打我？我不到上海街上去逛，我害怕中国人。因为我知道，日本强迫他们割让了台湾、库页岛，还有旅顺、大连。他们恨日本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躲避中国人，我只和一些和善的日本同学来往。课余时间，我一个人躲在图书馆里，看我喜欢看的书。就这样，我认识了一个人，和他交了朋友。”
“谁？”高桥兴助低声问，同时向两个书记使眼色，令他们动手纪录。“列宁——。”“在当时，已经有许多人认识他了，而我，很晚，才知道他。”中西功好像很惋惜地陷入沉思，补充说：“当时，我已经快20 岁了！”他又陷入沉思。
高桥兴助显得有点失望地默默看着他，片刻寂静后，高桥无可奈何地嘟囔说：
“好吧，尽你说，看你能说出些什么来。”
中西功直视着高桥，艰难地笑了一笑：“你这个样子，我不能继续说下去了，你缺乏诚意。”
“你想要我怎样呢？”
“认真地听。”
“好，你说吧，我有的是时间。”
于是，他轻声地、顺序清晰地说下去，偶尔停顿一下，转头看一下松本，用眼色示意松本把他扶好，让他尽量坐得舒适些。他从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看书而结识列宁开始说起，说到他和同学们怎样研究共产主义学说，怎样萌动了要为实现这一主义而行动的想法。第一次怎样把反对侵华战争的纸条放进“东亚同文书院”参观的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们的饭碗里，因而被领事馆逮捕；第二次怎样和同学们到上海大街上贴反战传单，又被逮捕；之后，怎样认识到应该从根本上推翻日本帝国，在斗争方法上应该怎样适应形势。又说到1931 年日本侵华战争后，给满洲和中国人民造成怎样的灾难。从对大众血淋淋的杀戮，到农工业的被摧残破坏。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说起，阐述共产主义者最高尚的人道主义，以及必须为实现这种最高尚的人道主义所要付出的一代人生命的代价。最后，他轻声问高桥：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要把我这些话，判为异端邪说？”
高桥不响。只默默地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说话？”他轻声问。
高桥沉默了一阵，也轻声问：“中西功先生，我们两个，应该谁问，谁答？一个法律上简单的问题。你是日本人吗？”
“原来是，现在不是，现在我属于全世界大众。”
“那么，你承认，你背叛了大日本帝国？”
“不，不不。那些把你们大日本帝国推上毁灭的人，譬如眼下的东条英机，当然还有那些跟随他的高级文武军政官员们，才是些真正背叛日本大众的人。”
在1942 年的夏季，任何一个日本的军政宪警的官员，都不能忍受这种当面的斥责。高桥兴助却忍受了，他有他的目的。一部分原因是：在中西功的正面阐述中，他捞到了正如中西功所说的一些原本他应该通过审讯得到的“供词”。另部分原因是：只要中西功肯开口说话，他就能获得可供提问的线索。还有第三个原因：对于共产主义，他和松本一样，也是一无所知，听中西功侃侃而谈，倒是真增长了知识。当然，还有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他原来估计，中西功不会对他开口，因而早在牢房外安下了打手，只待他和松本他们走出牢房，打手们便会进来再狠狠地“教训”一番这个“中共”。但从刚才他所见到的被“教训”了一番的中西功的身体状况看，显然经不起再一次的“教训”了。他要保住中西功一条命，留着用，把他打死了，便什么也没有了。
所以，当他宣布第二次审讯结束走出牢房门时，对两个打手轻声说：“适可而止。”
两个矮矮胖胖的打手服从地向他点了点头，很文雅地走进牢房，各人抓住中西功一只胳膊，把已经瘫痪在地的中西功拉起来，各自使尽平生力气地
把他向左右撕拽去。他们把高桥兴助那“适可而止”理解为“用尽力气”，
因而要大显一番身手。中西功没有一点声音，他眼前一片昏黑。黑到至极，却出现了明亮。在明亮中，他看到了一群人，他们是程和生，老吴，李得森，陈一峰，倪之骥，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他们在他眼前的明亮中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背后，闪现着上海的街道和楼房、人流、拥挤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房间洁净的“金陵酒家”、爱德华七世路的“三福楼”和四马路上那些酒馆。过去，他常在这些地方和同志们见面。研究怎样开展工作。。
第八章坚守在远东前哨
连日来，天空浓云逐渐破裂，阳光从这几那儿的缝隙间射向江南大地。今年梅雨季节来得早，去得也早，稻禾吐出新穗来。
上海仍旧到处潮湿，家家晾晒衣服、被褥，弄堂里色彩杂乱。
程和生慢步走在四马路上，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捕后，老吴和他约定减少联系，把注意力放在观察周围敌人动静上。他和“特别调查班”的党员们个别约定会见时间，让他们尽可能继续联络不致于失散。日子意外的平静，近20 天来没见异常，也没发现宪兵、警察跟踪的迹象，更没打听到中西功的下落。他对这种安静，渐觉难耐。老吴曾分析说，事情会渐次过去，而他却觉得一个怪胎正在这安静中孕育。
日军在中途岛吃了大败仗，损失惨重。联合舰队的“赤城”、“加贺”、“苍龙”、“飞龙”四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世界上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三隈号”也葬入海底，并损失飞机数百架，陆海军士兵数万人。苏德战场上，红军很艰苦。在斯大林格勒西南的顿河弯曲部，希特勒集中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150 万兵力，战争打了40 天了。如果双方这样相持下去，巴库的石油、顿巴斯的煤矿、库班的小麦，这些战略物资基地掌握在苏联手中，社会主义苏联就能屹立不动了。这种常识是他从中西功那儿学来的。以前，他只看中国战场，现在他看全世界。
走着走着，感到有人从背后拍他的肩膀。回头看，吃一惊，原来是汪敬远。
“你怎么来了？”他问。
“找老吴请示。”汪敬远向他投来一笑。
“见着了吗？”
汪敬远点头。
“跟我走。”他仍旧脚步从容地引汪敬远走进南京路冠生园，两人找个位子坐下。要来点冷菜和啤酒，边喝边轻声交谈。
汪敬远个头虽不高，但身材匀称，面容洁白，一双眼睛闪动着明亮的青春之光，一眼看去，便知是个精明的奇人。他的父亲，是苏州一家富绅子弟，留学日本时和一个姑娘一见倾心，相爱成亲，于是生下了他。这位日本姑娘，不被中国封建家庭所接受。汪家长房长兄，不仅歧视她，进而累及她的丈夫。汪敬远的父亲，优郁成疾，不治而逝。汪家长房，驱逐她们孤儿寡母出户。迫于生计，她带着小汪敬远流落上海，替人浆洗缝补，赚几个小钱抚养儿子。旧上海，一个流浪于低层的异国女人，该是何等艰难，不是个中人，难知其中味。无论她怎样辛苦操劳，终究养不了日渐长大的儿子。除了衣食，还要求学，她可不能让儿子失学。丈夫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出众男子，岂能让他的孤血成个“无能之人？”她写信求助于妹妹，妹妹回信满口答应，说她丈夫说，一定不委曲姐姐的“大桥”。于是托人把“大桥”带去日本妹妹家。“大桥”的姨父，身体壮得像他小院里那棵老槐树，但是胆子却那么小，只知道种田和见人就鞠躬。姨妈严格规定“大桥”，除了到学校，不许去河边，不许爬树上屋，不许和同学打架，也不许跟姨父下田，只准坐在矮墙小院里的槐树下小桌旁读书。累了，可以在院里翻筋斗，翻多少都没关系。唉，翻筋斗这游戏，还不如读书呢。
姨父姨妈勉勉强强供“大桥”上了几年小学，生活越来越艰难。“支那事变”发生了，打仗了。夫妻两口相对流泪，因为再也无力供“大桥”继续上学了。对不起姐姐，万般无奈，托人把“大桥”带回上海。临上船，姨妈递给他一个小蒲包，里面放两个“寿司”（白饭团），轻声说：“饿了再吃，”没说完，便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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