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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内部周围各色人物间怎样应付，每有体会，便牢记在心。他常把现任工作和公开武装斗争作比较，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公开武装斗争，流动性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突击性大，战斗一打响，一鼓作气，胜败立见分晓。连续作战，当然也要力争胜利。战斗下来，休整、学习、练兵、宣传、大张旗鼓地壮军威声势。地下工作则不然，需要绝对隐蔽，使敌人没有一点感觉。在长期观察敌人、积累敌情、摸到敌人脉搏的基础上巧妙地完成任务。上海情报科还不同于一般地方和部队的敌工科，那些单位任务比较单纯，情报也多是局部性的。上海情报科要在敌人心脏里长期埋伏才能达到目的。
对他的职责，他兢兢业业，力求使自己在中西功和老吴之间、南京站和老吴之间信息及时、气氛自然和谐，工作合拍顺利。他从来没耽误过事，出什么差错。他本来就不多言多语，什么事都是心里明白就行了。他和老吴接触，没有和中西功接触的那种亲切感。老吴不像中西功那样平易近人，甚至随和。对中西功，你可以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不明白的问题，都可向他请教。中西功像个老师，直解说到你明白为止。老吴总是三言两语，除了交代任务，别的没有话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推你快离开他。但是看得出，老吴绝对信任他，把他当得手应心的工具。从党内原则讲，这很正常，然而总觉得缺少同志间那种亲切。就他所知，老吴对南京站的老李、张敏、陈一峰、汪敬远，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四人去南京前，都在上海和老吴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闹得不愉快，汪敬远常叹气，张敏两眼“咕噜”转，就是不说话。陈一峰嘴不把门，两杯酒下肚便借生活琐事，用说笑话指桑骂槐地发牢骚，绕来绕去，最后必落在讨厌这“首长作风”上。他常大谈痛恨商店老板，说他们是衣架饭囊，这些话，可以理解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意识，但是了解内情的，也可作另种理解。老李是另种形式，平时有不满憋在心里，节骨眼上说两句不冷不热的风凉话，如果在领导碰头研究问题时，只要老吴对他板脸，他就毫不客气地瞪眼和他对吵。
建立南京站以后，他们四人都去了南京，上海科清静多了。
但是这一次，事关整体，老吴到底是个什么主意？一味叫大家等待，静观，这可不是办法。等待什么？静观什么？几个日本同志全被捕了，连一点下落的消息都没有，时间一天天地耗过去，难道这也叫长期隐蔽吗？他想过，至少叫大家改换个住址，改变个掩护职业，也是一种措施，即使不许离开上海、南京也行。
他实在地忍不住了，决定去找老吴，向他平和地陈述一次自己的意见。
老吴用警惕的眼神接待他。默默地请他坐下，递给他芭蕉扇，又给他沏了茶。这些动作，过去也有过，可是这一次，老吴没有正眼看他，也不坐下，像在心里琢磨怎么应付他；冷冷地问他：“什么事？”
他仍然用以往对上级的尊敬态度和口吻，向老吴笑道：“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老吴看他一眼，等待着，仍是站着。
他原是不善辞令的，但今天下定决心要认真地和老吴谈一次，便也不慌不忙，逻辑清晰他说起自己要说的话来，先说中西功被捕，自己内疚、悔恨，在斗争中缺乏经验、幼稚，没有保护好同志，请示组织根据情况，给以处分，目的是教育别的同志。
说到这里，老吴在他对面坐下了，摇着一把大蒲扇，歪着头，眼睛仍旧不看他。
他继续说，由于不知道中西功的情况，心里很着急。而且每过去一天，这种着急心情便增加一分。不知道上级通过什么渠道掌握了中西功的情况没有。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看老吴，老吴还是那么不动声色，也不回答他。
他敏感到老吴不想和他说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拐弯抹角打住，把谈话限制在打听中西功消息的范围以内，也无不可。老吴对此也无可指责。
但是者吴却是一副拉开架势尽他说的表情，他意识到谈下去将遇到困难。说不说了呢？转念一想，既然他是这副架势，而且自己也是决心准备了的，便索性说下去。他说他对当前的形势很担心，日本人对“特别调查班”不会不怀疑，班里那么些党员，还都蒙在鼓里。毫无思想准备，一旦日本宪兵动手，一个也逃不出去。这个损失太大了。南京站呢？都是些党的骨干，是些有资历、有经验的干将，如果不及早安排，遭受了损失，势将没法弥补。
他说得很慢，郑重其事，使他自己都吃惊，怎么竟对领导如此讲话，好像对小学生那样上起课来了。再看老吴，只歪着头，呆呆地一下一下扇扇子。没有过去那种不许说话的神色，他心里有点高兴，想道：“他在考虑我的意见吧？”
他说完了，老吴还是那样一下一下扇扇子，像在思索。
“我的意见全说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
老吴又摇了几下大蒲扇，看了看他，问道：
“都是你个人的意见？”
“是我个人的意见。”
“见过张明达？”
“没有。”“
张明达没找你？”
“没有。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见过李得森？”
“没有。”
“他没去找你？”
“没有。”老吴直眼盯了他一阵，口气缓和地轻声说。
“意见嘛，党内民主，谁都可以提。”
老吴摇了几下蒲扇，好像在生谁的气，继续说：“你要注意，我们有些人，形势有利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是好汉，也能鼓动千千万万的人去革命。可是遇到风吹草动，形势紧张的时候，他们就不行了，他们的法宝就是跑。”
沉默了很久，两人谁也不说话。程和生壮壮胆子说：“把大家换换住址地点怎么样？”
“怎么换？”
“调动一下。”
“怎么调动？”
“互相调动一下，暂避一下风头。”
“怎么互相调动？”
“南京上海两地换一下。”
老吴拿起大蒲扇猛摇了几下，然后抬眼看着他：“都离开各自的掩护岗位？”
“可以找新岗位掩护。”
“工作呢？”
“在新岗位上逐渐深入。”
“什么样的新岗位？”
“研究嘛。”
“什么样的新岗位能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我们为安排一个陈一峰费了多少周折你不知道？更不用说汪敬远了。你说是调换，敌人怎么看？人不见了，不就是逃跑了吗，不就是不打自招吗？南京的到上海、上海的到南京，逃出敌人的手掌了吗？我们是干小孩子捉迷藏的吗？你怎么想的嘛？！”
“可是，我们。。”
“我们怎么了？”
“作为领导，你要考虑我们的处境。”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这样直视老吴，顿觉全身发热，头上冒汗。老吴却冷冷地正面直视着他，轻声问：“你还记得入党誓词怎么说的吗？”
“记得”。他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记得就好。”老吴摇起扇子：“现在你要反省为什么随声附和地提撤退。”“我没随声附和谁，这是我自己的意见。”“那就更应该深刻反省。”“我也没提撤退，我提调换住址地点。”“本质是一样的。”他很想起身告别，但就是站不起来。他又很后悔，本想来好好和领导谈一次心里话，给领导当当参谋，共同研究一个使同志们既安全、又能巧妙地继续工作的方案，却怎么谈着谈着竟要用入党誓词自我反省了！从什么地方错起的？赶紧补救。“你听着。”老吴直视着他，脸色严肃：“以后，不要再提撤退了。”程和生抬起头，快快地起身而去。吴纪光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茫然，刚才硬端的领导架子垮下来了。他自言自语道：“我本应该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才对。”
林得山被领事馆警察署拘留所用汽车送回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270 弄26号他自己的住宅后，倒比在拘留所里还坐卧不宁了。在拘留所里，他安排他的中国妻子跑领事馆，跑拘留所，跑陈恭澍，请求他们按照谈好的条件，给他自由，允许他在上海经营旧业，做文具生意。如果需要，他也可以帮助新“国民政府”办些力所能及的事。由于陈恭澍出面活动，事情还算顺利。不料却冒出个中西功的事来，他不敢不接受领事馆、“特高”、拘留所三方联合交给他的差事。虽然比预想的提前几天出了牢房，但还不如在里面多蹲几天呢。因为与其说早放他出狱，不如说是早被日本人驱使。
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这是每个国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天赋，林得山也不例外。当年他逃亡到上海的时候，有一首歌曲，在他周围几个同胞间流传，那歌词是：
“流亡到这里，不知多少时候，我亲爱的祖国！望了又望，再不看见你那美丽的山河！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亲爱的故乡？静静的夜啊，冷冷的风啊，明月向西落。”
那曲调是纯粹的朝鲜民歌旋律，凄婉深沉，他每唱起来便潜然泪下，从心里往外发冷。
那时他用经营自来水笔的生意作掩护。30 年代，自来水笔是洋玩意，在中国市场销路很大，收入可观，他把盈利都用来支援“大韩临时政府”的活动了。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抱有极大幻想，对蓝衣社的行动很赞赏，和他们来往很密切，和陈恭澍私交尤深。陈恭澍派人拿着信到香港去见他，他知道逃不脱了，因为他对蓝衣社的手段了若指掌。
现在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必须绝对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现在他倒从心底钦佩那个中西功了。他是个日本人，竟帮助中国反对日本。这是反对他自己的祖国啊，而他却说这是为了挽救他的祖国免遭战败的毁灭，想想也确是这么个道理。并且，中西功还是个共产党。
共产党这个名字，他听得太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