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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台不标准，孩子打球的规则更不标准。基本不玩21球的，至多11个球，经常玩六个球、三个球甚至一球一下台的。11球若打成10平，争胜负有两种标准。一种为“丢司”，即抢两分；另一种为“决一”，抢一分。发球轮换方式也与今天11球的国际规则不同，一人发五个，而不是两个。11球打成3：8时，赢着的一方要称对方“过节”（妇女节）。另有一种大中小将的玩法，三人同时上阵，一头站一个人（大将），另一头站两个人（中将、小将）。由小将发球，赢升输降。小将输球下台。因为是“全民”打球，不少孩子属于瞎凑热闹，连球也不会发，先把球在球台上弹起来，然后自下而上挑球过网。两个人都这么打，叫“和平球”。
没有标准规则，但有土政策。和平球即其一，不带发转亦其一，谁输谁捡球亦其一。这都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让球什么的，还不在内。孩子之间说球，常能听到这样的土话，“连刷丫三盘”，“刷你过不了五”。“刷”，意思是赢。
有个署名“润涛阎”的作者，在网上述及他的一个同学因为赢得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乐极生悲，惹下改变人生命运的大麻烦：
“文革”时乒乓球热了一阵子，那时我在读高中。一同学侥幸把冠军给打下了台。他拿起一粉笔头就在黑板上写下了“请下台”。刚好落笔在 “毛主席万岁”下面。因为“万岁”二字已经基本看不见了，加上他太激动就没仔细看。连在一起就是“毛主席请下台”。一下子被告发，他被判为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是死刑。还好，他父母出身好他平时又老实巴交，给判了无期徒刑。判刑那天我紧紧跟在他旁边想让他看到我，意思是给他使眼色“要挺过去！”他爸后来嘱咐我一生都要谨慎。我的心从那天起就灌了铅。高中毕业后当工农接受再教育。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上大学。这一辈子就这么玩完了？那种无助与绝望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六年后邓小平、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我的同学从监狱里给放了出来。那时我已经念大二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都是球迷
当年孩子打乒乓球，狼多肉少是一种常态。院子里没几张球台，平均一个楼两张，也就到头了，来玩球的孩子可是一帮一帮的。俩人打球，恨不得二十人围着。以至球分缩短、三四个人同时打一台球的情景非常普遍。有时院里球台人满为患，有孩子等不及，也到别的院或附近的学校碰运气。这与同时期在饭馆吃饭类似。要是两个孩子找到一张没人打的球台，痛玩一下午，是一件难得的畅快事。但经常是腿遛细了，球台还没影呢。节假日里，学校的球台闲着的时候多。当年，许多学校的围墙是带尖的铁栅栏，正常情况下身体钻不过去，但总有几处不知被谁撑开的缺口，能侧着钻进去，永远堵不住，除非你砌起砖墙。野孩子进学校，用不着钻栅栏缝，这大概多是打乒乓球的孩子所为。
办公和宿舍区一体的院子里的孩子，有机会在木头案子上打球。早年的办公楼差不多都是苏式建筑，高台阶，宽走廊，大窗户，大门对着楼梯。不少机关在每层走廊对着楼梯口的地方布一张乒乓球案子，供职工工间活动。白天不方便，晚上孩子没少溜进去玩。能不能玩踏实，要看看门老头的心情。最好是买通看门的，次之是和他们混熟了，下策是偷偷摸进去。但看门老头一般不易通融。有个住在高校院里的朋友说，他们宁可冒险从楼后面镶在墙上的外置铁梯子上爬到三楼，破窗而入。玩的时候，也不能像在院里那样尽情喊叫，争吵一个球的得失。就这样，得逞率也不高。有一年期末，考完试，几个孩子想打球，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办公楼值班室熄了灯，他们估摸着看门老头进入梦乡后，才从三楼的窗户里摸进去。一盘还没打完，老头就提着棍子上来了。
乒乓球最流行的时候，打球也不过是孩子的游戏，没有谁拿庄则栋为榜样，勤学苦练，做世界冠军梦。玩来玩去，水平尽管参差，也差不太多，能占住擂台不下来的，极少见。当然，有天分的孩子，六七岁时被体育老师发现，送进体校，成了业余几级运动员的则另论。我们院的孩子金之龙，自小入什刹海体校打球，上的是定点学校—大木仓小学和北京六中。他很少和院里的孩子在水泥台子上瞎玩，偶尔比划两下，也是有一搭无一搭。尽管他没打出什么大名堂，但沾了乒乓球很不小的光。我们是同一年高考，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与顾准的儿子、当年北京市文科状元顾重之同班。可知这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除了成绩不错，一技之长应该起了作用。另一位朋友崔国清，在有几千员工的单位得过单打冠军，如今是国家级裁判，动不动被叫去执法，至今每周训练若干回。
对乒乓球，当年的孩子除了打，还看或听（比赛）。最熟悉的播音员是张之和宋世雄。但他们即使在电视里解说，也不露脸，孩子只闻其声。有传说宋世雄曾坐在广播大厦门前“解说”过往的汽车，一群孩子围着听，据说嘴皮子和解说乒乓球一样跟得上。我们上大学后，大概在1981 年前后，学校曾请张之来给学生作报告，原定在一个一二百人的教室，到点人满为患，临时易至更大的八百人教室，仍盛不下，场面一时混乱。现支一块大黑板，征书法出类拔萃者上台书写报告主题。那几年隔三差五有名人来学校演讲，包括侯宝林在内，都出不来这种效果。张之当时年事已高，早退居二线，仍能给当年的大学生、六七十年代的孩子造成如此近乎疯狂的“追星”场面。
那时能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的孩子寥寥，都是四处寻摸。宿舍附近的中小学校、邮局、商店、基层驻军，这样的单位逢重要赛事，常把14英寸黑白电视机移至室外，孩子就蹭着看。北京孩子里，没有过到外面蹭电视看的经历的，几乎没有，除非自家有电视。世乒赛从1971年的31届开始，就有实况转播，名古屋成了对中国观众而言名噪一时的城市。首体建成后，1973年办过一次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赛后拍成一部叫《万紫千红》的纪录片，片中主题歌，至今还有人唱。那年为在首体看球，各院孩子都整宿整宿地排队，就这还不一定买得上南北台的票。想当年，孩子对待乒乓球的痴狂劲，肯定不逊于2003年8月的“皇马”北京之行。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都是追星族
当年，红极一时的世界级足球球员如贝肯鲍尔等人，北京孩子没什么人知道，但世界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他们都如数家珍。乒乓球选手是能在北京引起明星效应的惟一一拨人。
中国运动员，男选手自庄则栋数起（此前尚有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年等，此三人“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杀），以下有李富荣、张燮林、郗恩庭、李景光、梁戈亮、许绍发、刁文元、李振恃等。女选手有邱钟惠、林惠卿、郑敏之、郑怀颖、胡玉兰、仇宝琴、张力、李丽、葛新爱等。
70年代以后，三连冠的世乒赛冠军庄则栋有点过景了，后来官至国家体委主任。前几年，我曾在赛特商场地下冷饮店里见到过他，独自一人，来吃一碗冰甜食，谢顶，看上去是一半大小老头，与1976年我们在颐和园门口看到作为国家体委主任陪外宾游园时的他判若两人，当年的风采已被残酷的岁月荡尽。张燮林打削球。李富荣拿了三届世界亚军。最有孩子观众缘的，是梁戈亮。梁是横拍选手，打球很利落，但欠稳定，赢的快输的也快，噼里啪啦就是一局。在世乒赛上曾连抽瑞典选手21板，给包括孩子在内的中国观众留下了难忘的一幕。许绍发被说成怪球手，据说他是世界上头一个采用高抛发球的选手，一直打到70年代中期。郗恩庭的辉煌历史是摘得一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
女运动员里，郑怀颖是尤其抢眼的球手。她十八九岁出道，梳两条短辫，直握球拍，快攻凌厉。她的运动生命似不算长，据说身体不好，提前退役了。很多孩子私下为她惋惜过，心态与今天的追星族相仿。在北京孩子眼里，70年代以后的国内乒坛，最有记忆价值的运动员，就是梁戈亮和郑怀颖，其他人往后捎。
外国球员中，日本的长古川信彦与河野满，瑞典的本格森与约翰森等男选手；日本的大官行江、滨田美穗、小和田滨子，罗马尼亚的亚历山德鲁，朝鲜的朴英顺，韩国的李艾丽萨和郑贤淑等女选手，也为北京孩子所乐道。
长古川信彦的打法与梁戈亮类似。河野满是直拍选手，戴眼镜，透着点儒雅之气，这在运动员当中还不多见。本格森是瓦尔德内尔之前瑞典最值得骄傲的选手之一，他也拿过不只一次的世乒赛冠军。亚历山德鲁是60年代初的选手，运动生命一直延续到70年代，当时大概已40多岁，倘还健在，该是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