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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许多情节也被孩子模仿于生活中，当然，势必走了样。看过《地雷战》后，就有孩子发明了这样的“地雷”：在常过人的土路上挖个坑，就坑拉泡屎，然后在坑面铺上树枝，垫一层报纸，再铺上浮土。孩子躲在一边，等着过客来“踩地雷”，以收有人弄一鞋屎而后跳脚大骂之效。有的孩子学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地下活动”，挨窗台“洗劫”花盆里的花，然后在花盆底下垫一张“传单”，上书：“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其实他们并不把从人家花盆里拔出来的花当法西斯“消灭”，而是移植到自家的花盆里。我们院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群孩子合谋在后院偷着挖“地道”，打算建一个《地道战》里的地下工事。天天作业，已经挖了直径一米多、一人来深的坑，每天收工后将洞口隐蔽——垫上纸和浮土，院里没大人知道。不料有个女孩没人的时候前往“巡视”，掉进坑里，磕着了，惊动了家长，这才把它填平。几个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还专门来现场趴在坑口上勘察，分析这些孩子的挖坑动机，商量来商量去的。
张自忠路上的“段祺瑞执政府”解放后拨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在院里盖起三栋宿舍楼，“老段府”楼内的一部分也成了教工宿舍。一些人大子弟的少年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老段府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地，解放后没少给电影厂摄制组当外景地，《南征北战》、《鄂尔多斯风暴》、《佩剑将军》、《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影片的若干镜头，都取自这里。这院的孩子很幸运，常有机会实地感受“拍电影”。刘璞是这个院的孩子，他还记得拍《鄂尔多斯风暴》时，运来无数卡车的土，把现代化的马路“还原”成土路。刘璞后来到内蒙古插队、上学、工作，在乌海市一呆十几年，由文工团演奏员而首席小提琴，而团长。也算是一度奋战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插队时有一回到公社看露天电影《南征北战》，演到“国军”将领开过军事会议出来，张军长和李军长临上车前互道“一路平安”时，刘璞指着那座作为背景的西式楼房，对同去的“ 插友”说：“我家就住在这里面。”周围老乡一齐送来诧异的目光，以为他神经出了毛病。
算起来，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有电影以来产品最匮乏的时期，却是电影和孩子的生活最紧密相关的时期。正由于没多少电影看，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一部电影，能从六七岁看到十六七岁，看过不知多少遍（还不包括四处蹭着看电视及听收音机里的录音剪辑），也不感到过时，才延伸了这些电影的生命力，才让这些电影和孩子的生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才铸就了几代孩子永远的电影情结。这是坏事变成好事的一例铁证。前些年，有个女影迷在电视台当嘉宾，说老电影。她提及当年的电影注重细节，举的是《平原游击队》的例子，老侯去端炮楼那场戏。她说，观众可以看到远景中两个伪军小兵互弹脑锛。这是一个一晃而过的片段，情节也很紧凑，观众的注意力一般不会离开老侯。她居然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不看个多少遍，是很难想象的。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现在每个星期一，必守着电视，看《流金岁月》里的老电影，场场不落。我的一个同学给这种现象命名为“红色经典情结”。
那时候，芸芸孩子，有几个不迷电影呢？
看电影的故事
每个孩子都有一本看电影的故事账。
翻过墙的，爬过窗户的，钻过下水道的，造过假票的……这是几乎在所有内部礼堂都发生过的事情。很多孩子为了看一场电影，绞尽脑汁，到了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朱琏是木樨地中央政法干校院里的孩子，中学时和我同学校同年级不同班。他们院的礼堂，是当年远近闻名的一个大演内部电影的地方。这个礼堂规模不小，楼上楼下，舞台有前后之分。有不知多少没票的孩子，曾在这里以身试法，用《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说，正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政法干校院里的孩子，并非场场有票，被挡在外边的时候，也得另想辙。他和我说起过的一次经历，不仅可以入书，还是一个经典的素材——喜剧素材。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过N遍的片子
那次演的是内部电影《攻克柏林》，这是当年对孩子来说极具诱惑力的苏联片。朱琏一伙（两三个人）中午闻讯，探得票没什么指望，要看这场电影，非玩邪的不可了。他们整下午都在为“作案”作准备，去商店买蜡烛，找来锯条、改锥之类的工具，切磋方案。晚饭也牺牲了。开场前钻了暖气管道，他们凭着烛光摸到礼堂的后舞台下面，耗时甚久，总算撬开并锯断了后舞台的木板。窜出舞台，看见另一拨孩子也在里应外合，先持票进场的正在撬木板，接应下面没票的同伙。他们绕到安全门外的走廊，平安无事，松了口气。然后上二楼，一个个大摇大摆地鱼贯入了场。一切顺利，只是电影已开演半天了。看电影时，他们还都腾出点精力为这次得手得意和庆幸片刻，尽管代价大了点。剧终亮灯后不免有点纳闷，来看电影的怎么都是院里的男女老幼？回家才得到谜底，原来事先的情报不准，这是一次家属专场，每家发了一堆的票，还都给他们留着，正到处找不到人呢。
违规看电影被抓，登记写检查告家长和老师，被关个几个小时，这都算不了什么。有几个院外的孩子，为了一场电影，付出了惨痛代价。那时到政法干校混电影看，先得进了政法干校的院子再说进礼堂的事。大门有警察站岗，很难混进去，只有两条路：走下水道，翻墙。有个孩子翻墙时，被墙上的玻璃茬子硌成重伤，送进医院做了睾丸摘除手术。还有个孩子单挑着钻地下管道，一宿没出来，差点没活活憋死。可知当年的孩子对电影的痴迷，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财政部礼堂有一次演《出水芙蓉》，混乱中有孩子持刀捅死月坛派出所的一个警察，酿成了命案。
我的两个同班同学陈凯、李连生，也住在政法干校院里，他们都多次给我们提供看电影的方便。有一回说是演《羊城暗哨》，他们已经看过，并打探到票的颜色和副券号数，李连生给我做了一张假票，把同场颜色但副券为“3”的票，略施改造，换上了当场的副券“8”，他小时候学过画画，弄得天衣无缝。我拿着这张假票心里打着鼓迈上礼堂的台阶，若无其事地入了场，居然未露破绽。开演才知道，片子非《羊城暗哨》而是《跟踪追击》。回到教室一说，他们一听就傻了。我估计李连生一准后悔，错过了本可以先睹为快的这场反特电影。那时谁先看了什么内部电影，可以拿来当时髦的谈资。常看内部电影，能享引领时尚潮流的骄傲。不少孩子为做假票大攒过期电影票，有的甚至牺牲了在他们听来 “没劲”的电影而留下一张完整的票，有的攒了几百张，夹在一本厚书里，什么样的副券都可以“造”出来。据说那些造假票的孩子中，不少人几十年过去，“传统”未丢，潘家园、报国寺的摊上，不乏他们的近作。政法干校礼堂后来经常在电影演到半截时突然亮灯查票，将过道上堆着的孩子一网打尽。
政法干校礼堂是一个缩影，把这里发生的故事安在别的礼堂，大概也成立（很多能演内部电影的地方，后来都请派出所的警察来维持秩序，也顶不了什么用）。或者说，这些事情能勾出更多的读者的更具戏剧性的回忆。冯小刚在他的书里对来自礼堂的相关记忆，也难以割舍：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在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党校的宿舍要拆了。院里差不多同龄的一帮40多岁的孩子，约好了从各地赶回来，在那两幢伴随我们长大的宿舍楼前合影，留个念想。
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党校的大门外聚齐，然后洋洋洒洒几十人走进党校的大院，绕过主楼，不约而同地向我们的礼堂走去。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我们没有长大，好像我们依然是约好了一个时间，到了点，先下楼的就站在楼下扯着脖子一个一个地往下喊，凑齐了一起去礼堂看电影。
李超，你丫快点，就等你了。
小万，怎么还不下来。我们可走了。
光路你丫有票吗？
哥们今儿下午就给礼堂厕所那窗户的插销拔开了。
我呢，小卫悄悄的，给了我一把礼堂后门的钥匙。⑤
都差不多。
中央政法干校如今更名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那座礼堂还在，还在放电影。我的大学同学孙杰也是那院的孩子，至今住在院里。前两年，他请我在那里看过一场《我的父亲母亲》，礼堂里坐了不及一半观众，孩子更少得可怜。
唉，电影！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小人书之旅（1）
崔永元在《不过如此》里，有一段费神锤炼过的语言：
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上路了。⑥
他也是这一代人里的一员。
其实，小人书不光小孩看，大人也看。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也看小人书，至少看过《三国演义》，而且看得津津有味。贺龙、周恩来也看。1963年3月，连环画《雷锋》出版前，负责审批的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曾向这本小人书的作者之一姜维朴说：这是一部好作品，我们已批准出版。他还表示要在军中下达通知，将此书列入学习书目之中。《雷锋》后来累计印了200万册。
当然，小人书的基本读者队伍，是孩子。除了《小朋友》之类的儿童杂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读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都是小